“本文认为面对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国需要以此转折为起点，顺势而为，把经济发展转向社会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当前需充分挖掘国内潜力，制定合理有效刺激内需的经济增长方案，同时以史为鉴，通过国际合作寻求自我发展，最终成为一个成熟的经济强国和世界经济增长的核心。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过3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中国经济严重依赖出口——出口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但是，中国产品和服务的最终买家是美国和欧盟，它们都已经陷入衰退而且将是不可救药的深度衰退，为期至少持续3到5年。第二，经济基础是理解地缘政治关系的关键。中国正享受着发展的上升期，而随着充满各种紧张因素的世界的快速发展，非洲、拉美、中东、中亚等所处的地缘战略地位成为当前世界形势的主流。现在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自然资源，而上述地区尤其是非洲恰恰拥有丰富的资源。所以，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的同时，必须倾注更大的精力，加强与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地区和国家的合作。第三，中国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合作，需要明确的政治利益和务实的政策选择。中国于2008年11月27日推迟年度欧盟——中国峰会是一个重大信号。
中国应以全球金融危机为起点顺势而为
为此，中国需要以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为起点，顺势而为，把经济发展转向社会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我们的理解，包括但不限于如下7个方面。
首先，把握机会向所期望的经济发展模式迈进。这涉及到改善地方行政能力，缓和与经济困难和贫富差距有关的社会不稳定因素，重视缩小贫富差距、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扩大卫生与教育支出的政策方案。就是说，国内的政治稳定和面向世界的全面发展必须配套。
第二，发展依然是硬道理。中国今后将以怎样的速度发展，对于经济竞争对手(当然，本着合作的前景)和自身命运一样，事关成败。战胜国外风险才能专注于国内发展。中国需要保持9％－10％的经济增长率，才能吸纳每年新增的2400万就业人口，并将每年1200－1400万农民迁移到城市工业部门。如果增长率下降到5％－6％，即形成硬着陆。
第三，以充分的决心挖掘国内潜力。中国的经济问题不在于扩大基础设施建设以应全球经济危机，它应该做的是在实质上调整经济结构。从长远来看，基础设施投资不会创造很多就业机会。如果以就业为主要目标，刺激经济计划的效果可能会低于预期。中国必须寻找其他办法来刺激内需，而不是单纯地依赖政府投资。
第四，刺激经济方案必须设法增加民众消费。此前，虽然经济和资产价值迅速增长，但大多数家庭没有感觉到任何财富效应。中国大陆可以向台湾地区学习，尝试将一定数量的财政资源按人头分发给大陆居民。从中国生活水平提高开始，家庭将真正消费，而今天的经济增长是靠出口拉动的，家庭购买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而这个比例在经济成熟国家为70％。
第五，重点是增加开支而不是减税。中国已经成功地把通货膨胀压下去了，现在，主导2009年到2010年中国政府的主要政策，将继续是建立“和谐社会”，促进经济增长，概括地讲，即社会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任何短期刺激方案，不论规模大小，都应该符合长期扩大税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的原则。
第六，与世界合作的目的是自我发展。政府应该提供一些财政刺激，同时不要忘记今后5年至10年的目标。很多人谈论“绿色复苏”，就是说，政府带头投资于清洁能源并提高能源效率，包括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可替代能源及更有效的高压电力网，让公众乘坐以电驱动的交通工具。这是一个极好的概念。当然应该做这些事情，但这并不是一种短期的反循环战略。这种战略应该持续5年至10年，而且要做好不要浪费。一个更公平、环境上可持续、更多产的中国经济便将出现。
第七，寻找正确的平衡。中国现在处于多种重大和独特矛盾的综合爆发期，在目前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刻，必须使政治体制更具弹性。
应对危机，国际合作寻求自我发展
此次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只需稍加说明，便不难看出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分野，以及它们的共同实质。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极具地区性。它的主要牺牲品是少数几个经济结构脆弱和国际储备低下的国家，比如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韩国，以及纯粹以高额投机赢利为目的的对冲基金猎物，比如中国的香港地区。后来，受亚洲的波动而逐步牵连进去的，是亚洲以外的若干国家，比如欧洲的俄罗斯和南美的阿根廷等。
2008年的金融危机，发端于“世界金融首都”华尔街，由次贷危机演变为金融危机，蔓延到欧洲、亚洲，已经扩大到全球范围。许多原本自身没有任何过错、经济健康成长的国家和地区，比如非洲、拉美、大洋州等众多国家，也遭到池鱼之殃，尽管程度各不相同。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场全球金融危机。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到底有多严重?现在，人们较为熟知的说法，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的断言，他说，美国正陷于“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之中。然而，这个表述由于3个原因，显得并不可靠。
首先，自1950年以来，美国经历了9次经济衰退和9次经济复苏。这次危机与以往的任何危机都不同，不仅是原因不同，规模不同，影响不同，而且危机的作用方式也大相径庭。于是，很自然地，有人拿1929年和1933年的大萧条进行对比，因为那次的危机前所未有。实际上，如果从一个更为宏大的历史视野来看，我们正在经历的危机比大萧条时期可能不相上下，甚至有过之无不及。我们的判断是，此次金融危机史无前例。它相当于金融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在人类文明史上，像二战这样，战争之惨烈、损失之惨重、范围之广泛、持续之长久和参战国家之多同时集于一身者，亘古未有。
其次，人们通常认为，历史不会重演，原因在于以史为鉴，历史教训会帮助人们少犯同样的错误。或许是这样。历史在前进，知识在积累，但人们往往高估自己避免错误的能力。那些对历史作出错误解释的人很可能再犯完全相同的错误。而这些错误正是导致美国大萧条程度加深和破坏力加剧的原因。
如上所述，当前的金融危机使人们再次联想起美国的大萧条时期，因为回顾历史，只有大萧条时期可以相提并论。而有关大萧条，存在着几个影响颇广的误解。误解之一是，市场可以自我更正。而事实却令人大开眼界。由于意识形态作祟，美国输出民主、在全球推广原教旨主义般的市场模式，证明是一条通往灾难的道路。在截至目前的金融危机中，凡是跟随美国的市场理念或模仿美国模式的国家，特别是所有的所谓
西方国家，几乎一网打尽，无一幸免。
相互关联的误解之二是，一旦市场无法自我更正，政府就会介入以保护普罗大众的利益。事实是，自2007年8月次贷危机以来，美国政府已经代表美国纳税人拿出7.4万亿美元，即2008财政年度(g月30日结束)的所有国民产值的一半，用于拯救金融体系，但至今危机肆虐，流血不止。从2008年9月初“两房”开始，到7000亿不良资产清理计划(这是惟一得到国会批准的开支)，再到11月24日3060亿美元担保、200亿美元现金的花旗集团拯救行动，25日的8000亿美元的解冻信贷行动，不可谓不“快、重、准、实”，但收效甚微。此外，美国政府采取了灾难性的工业政策，其中，底特律的三大汽车制造商已经饱尝酸甜苦辣。布什政府及其共和党议员认为，汽车产业不是未来产业，所以不应得到救助。这种以危机为契机，趁势实现产业升级的设想，在正常情况下是正确的，在危机时期则是难以被接受的。美国汽车业的沉浮，与中国广东省的“腾笼换鸟”论如出一辙。
误解之三是，历史上挽救最严重经济危机的都是开明政府。事实恰恰相反，它们往往是逼上梁山的结果。美国《商业周刊》前首席记者安德鲁威尔逊2008年11月4日在《华尔街日报》写道，大萧条时期，胡佛和罗斯福政府每次都置市场信号于不顾，他们共同造成了美国经济从恐慌到严重衰退的后果。“尽管如此，胡佛和美联储的高明之处在于成功争取到有影响力的撰稿人和舆论界对中央计划和政府干预的支持。这对于以后若干代美国人对于大萧条的看法有着持续有效的影响。”现在，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都处于危急时刻，迫切要求政府实施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不幸的是，美国救市措施的两大支柱，一是联储通过贷款项目扩大流动性，一是财政部的不良资产清理计划(TARP)。现在，这两大措施无一奏效。联储的行动上面已经提到，而财政部也在2008年11月12日承认，它打算重新设计救援目标，“不良资产清理计划”的初衷彻底宣告破灭。
误解之四是，萧条经济学能够使人清醒。什么是萧条经济学呢?简单讲，就是经济消息变得越来越糟，经济政策通常的法则不再适用，通常的工具也失去了吸引力。事实上，美国现在即便处于一种类似于上世纪30年代时的局面，错误判断形势仍然是难以避免的人之常情。问题在于，如果对形势判断错误，那么，政策措施和行动计划就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并迅速走上不归路。这一次，人们又痛苦地领略到，经济增长的好消息是个假象。在金融危机初期，美国的就业率和经济增长形势良好；2008年第二季度GDP增长2.8％，第三季度0.5％。考虑到本次危机屡屡比预想的结果糟糕，有理由认为，救市措施能使纳税人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并且分享未来的资本收益。然而严酷的现实说明，危机只能管理而不可防范。一切还是老一套：金融危机启动了经济衰退；实体经济朝错误的方向发展；无力避免衰退，因此只能退而求其次，控制损失，为复苏打基础。
最后，就危机的广度与深度而言，以前的危机都是相对的、局部性的，但这一次，全球金融市场都受到了打击，大部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难逃厄运，连中国这样增长强劲、储备丰裕、政策对头的大型经济体也切实地倍感威胁。但美国和全球金融市场依然深不见底，对美国和全球经济的影响只是刚刚开始。
总体而言，金融市场的危机严重拖累了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欧盟的财政方案也正面临更大的困扰。德、英、法、意、西五大经济体，即便在国家层面上使用了准确的政策工具，但在欧盟层面上依然是八仙过海，各自为政。日本与欧盟的共同点是，经济陷入了衰退，惟一的问题是将陷多深。
金融危机除直接影响经济和就业之外，还会产生多方面的破坏性后果，并且在全球政治和国际援助方面得到真实地体现。11月份的20国集团华盛顿会议和亚太经合组织利马会议，不厌其烦地强调国际合作和开放贸易，但是，金融危机几乎肯定会使全球化受到损害。
布局今日，决胜未来
毫无疑问的是，中国需要抵抗金融危机。随着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全球均势正在发生变化。无论从任何角度看，金融危机都是新的全球政治版图的催化剂。中国必须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在应对危机过程中，成为一个成熟的经济强国和世界经济增长的核心。
中国作为一种正在上升中的全球力量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整个危机过程中的相对优势。如果中国躲过了危机，它将在全球活动中更多地得到公认。在此刻，德国是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和第三经济大国，很快——或许就是2009年，中国即将超过德国。全球经济再次进入复苏轨道的时候，日本可能已经被中国悄然甩在后面。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反危机和反衰退的框架，需要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出发，将港澳和台湾地区事务一并考虑进来。而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绝非中国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