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行政文化对我国当前行政改革的启示

摘 要:日本与中国同属东方民族,通过对日本行政变革中的文化渊源及文化生存的特质进行研究,借鉴其有益的现实经验,分析我国行政文化存在的问题,探索中国行政改革的发展道路。应做到尊重并发扬传统行政文化;健全制度文化的约束机制;建立新闻舆论监督机制;从日本行政文化价值要素中取得精华。

关键词:行政文化;变革和整合;启示

中图分类号:D7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4-0021-02

一、中国当前的行政文化分析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所进行的多次行政改革都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原因之一是没有重视行政文化的作用,而我国目前的行政文化存在诸多问题,既不能适应当代中国行政生态环境的发展要求,也成为影响我国行政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这自然影响到我国政治改革的进程。因此理性分析当前行政文化现状,不断深化行政改革与政治改革,借鉴优秀行政文化成功经验,显得尤为重要。

(一)当前中国行政环境

“行政环境是指直接或间接地作用行政组织、行政心理、行政行为和管理方法与技术的行政体系内部和外部的各种条件的总和。”[1]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最为壮观的景象是“共时性”。“共时性”代替“历时性”成为现代行政环境的首要特征。这种共时性最显著的表现就是全球化。事实上,全球化进程早在15世纪、16世纪就已经存在了,但其规范和实力在世界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下,上升到了一个新的未知领域,正在产生的一个全球化的社会。我国多次的行政改革就是为了使我国的行政体制适应变化了的环境,但收效甚微,对我国正在进行和将要进行的新一轮行政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之我国加入WTO,中国从此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的一员,我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球化为中国的社会转型提供的是一个全新的环境。

我国古代行政文化本着“民本”、“廉政”、“勤政”的精华,在德治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下,结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重塑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行政文化。随着以德治国方略的提出,党中央把伦理建设作为以德治国的重要内容,并在政治上給于大力支持。首先,当前我们把国外的实践经验和我国的基本国情结合起来,因地制宜地构建出较为完整的行政伦理的实践基础。其次,把德治和法制结合起来,完善行政伦理的责任机制,通过德与法来约束行政人员的行政行为,明确自己的服务对象,做到尽职尽责。

(二)当代中国行政环境对行政文化的影响

1.全球化趋势给当代中国行政文化带来的影响

全球化的趋势日渐增强,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为公共财产,这将大大推进了各国行政文化的交流,这给新时期中国行政文化的变革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会。比如绩效理念、公共利益至上理念、服务理念、民主参与理念这些新理念的注入,使中国行政文化有了与现代行政接轨的桥梁,从而促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2.我国加入WTO对行政文化的影响

我国加入WTO可以说不仅是我国与世界接轨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而且也是中国进一步为世界所认可的一个标志,但是同样也是对中国体制性和政府的挑战,在这种挑战的背景下,是与WTO要求不相符的行政文化,因此加入WTO需要我们的政府和每个行政人员以及每个公民都应该去营造一个符合WTO要求的行政文化,使得我们的国家在组织中发挥更好的作用。

(三)当前中国行政文化存在的问题

1.价值观念出现混乱

受当代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多元化价值观的出现,使作为行政主体的国民陷入了社会的矛盾和混乱之中。少量腐败以及小部分糜烂的社会风气冲击着控制社会资源配置的行政领域,给行政人员的社会价值观造成了很大的不良影响,加大了行政主体与公众之间的缝隙,破坏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也制约着政府的良好形象和政府的权威。

2.规范失灵所带来的反向行政文化负面影响严重

“行政文化是社会文化的典范,行政违法违规现象的存在,腐败现象的滋长延伸对当代社会的道德风尚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对法治的实现也是一种无形的压力。”[2]因此,反文化力量的规范所产生的故障需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且尽快建立和完善新的规范体系,尽可能地保证中国行政的健康发展。

3.地方本位主义畸形新政文化有所抬头

近年来一些不好的经济现象为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问题,特别是地方本位主义,破坏了各地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阻碍了国家经济的发展速度,这种现象的存在制约行政文化在全国范围的整合速度,也扰乱当代中国行政文化发展的前进方向。

4.社会行政文化与主体行政文化的摩擦对峙,损害了政府权威的合法性

随着公民自主意识的加强,人们对政府的期望值也逐渐上涨,这极大激发了公民政治参与的热情。但是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多种因素中,政府并非最根本的因素,尤其是在政府结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的改革时期。“社会格局改革中的利益摩擦和行政文化变革中的观念的矛盾,限制了政府有关法规、政策的有效实施,少许政府官员的不正之风加倍破坏了“公仆”在“主人”心目中的形象,影响了民众对政府的认知、评价和态度,加剧了社会行政文化与主体行政文化的对立。这种冲突和矛盾,制约了行政权力的合法性,影响着行政效率的发挥和行政目标的实现。”[1]

二、日本行政文化变革与整合对构建我国行政文化的启示

我国行政改革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社会系统工程,行政改革的具体方案必然会体现出一种复合性或折中性。行政改革不仅要考虑当地的现实,也要着眼未来,适应世界形势和信息社会、知识经济时代发展的需要,力求改革的先进性。但是,从国情出发,当前的行政改革又只能采取渐进方式。因此,在推进行政改革的过程中,必须突出重点、分层次、按秩序来进行。

日本与中国同属东方国家,但其贫瘠的土地、明治维新前的落后与贫困,使整个国家比其他国家的贫穷意识和民族生存危机感更为深刻。为了摆脱孤独、贫穷,大和民族充分利用自身岛国有利的海上交通交件,向西方学习,优先发展起来。

通过对日本行政文化历史的深究,探索其特有文化的生存因素,加以剖析,提炼出对于日本行政文化形成具有极大影响力的文化要素,这些文化因素是日本行政文化的变革与整合中的重要基石,其中局部文化因素贯串在日本行政文化的变革与整合过程之中,为后来日本特色行政文化的产生提供原动力。

(一)尊重并发扬传统行政文化

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上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从当代的视角来看,儒家学说中平政爱民和举用贤才的政治思想,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规范和“民本”的治理理念,不但超越了时间,而且超越了空间。

对中国的行政文化构建上来说,在日本乃至西方的行政文化和我国传统行政文化之间寻找一条真正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是一项艰巨和需要大量时间的工程。在“采取众长”后,要构建有特色的中国行政文化,我们不是一味地按部就班跟在西方国家后面,而是应该创造出具有代表性的行政模式。只有这样,我国的行政文化才能在儒家的传统行政文化的助力下得到创新和发展,才能完全展现出其对于我国行政文化构建的重要价值。

(二)健全制度文化的约束机制

“在日本,各个岗位上的公务员,一般不到两年就会被轮换到其他部门,调换的频率很快。政府官员经常轮换是为了防止官僚和具体业务对象建立长期的友好合作关系,将官员与业务对象相互勾结的萌芽扼杀在摇篮中。”因此建立健全的制度文化约束机制才能更好地发展行政文化。

(三)建立新闻舆论监督机制

日本媒体对于追踪报道腐败案件的兴趣非常浓厚,只要疑似腐败案件发生,当事人就会被记者穷追不舍,24小时监视,日本的各大电视台也似乎很愿意将最新的消息发布给关注此案的每一位日本民众,这在很大程度上很好地发挥了媒体和大众舆论的监督作用,而我们国内如果发生了腐败的案件能看到和听到的又是些什么呢?只言片语的新闻报道还是口口相传的谣言?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民众的情绪。因此,我们需要看到日本在新闻舆论机制上的长处,建立确实有效地新闻舆论监督机制。

(四)从日本行政文化价值要素取得精华

日本与其他民族相比,自我认知更强,他们相当在意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按照日本社会心理学家南博的话说,“日本人的他我意识较其他民族更强。所谓他们,就是某人自我意识构造中存在的别人看到的我。”[3]因此他们对自己的行为相当的谨慎,特别是在集团主义之下,多数情况下的成员将注意力放在內部,追求细节方面的完美。而在行政组织内部,行政人员在依靠法律法规约束之外,集体主义氛围的熏陶,也是其行为得到了来自组织内部最好的监督。

1.强化行政组织的聚合力

日本知名学者丸山真男阐述道:“各种各样的社会价值被急速的吸纳到天皇制金字塔的机构中,从具有忠诚竞合可能性的竞争对手中把其个性逐渐泯灭,把对国家的忠诚转化为对官僚组织的忠诚,进而把对组织的忠诚和对神格化的天皇的忠诚合为一体。”通过强化行政组织的聚合力,保障了整个行政体系内部的稳定性。

2.形成廉洁行政的保障

说到日本的传统行政文化对廉洁行政的作用不得不说“村八分”的惩罚机制,这是绝大多数日本人都在自觉不自觉实施的行为准则,使得每个日本人都不得不遵守既定的准则,有没有办法跳出整个文化氛围,这种“集体主义精神”和“从众心理”反映在对行政的作用上,就表现为一种营造出来的“廉洁”,使得行政人员不敢妄动,一旦误入歧途,也能得到最公正和严厉的惩罚,这很大程度上成了日本廉洁行政的保障,这点是值得中国借鉴的。

参考文献:

[1]明山.行政学导论[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2.

[2]詹伟.公共行政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373.

[3][日]南博.日本的自我——社会心理学家论日本人[M].刘延州,译.北京:北京文汇出版社,1989: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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