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福建改革开放“国内首创”多多
1、华福公司创造了数个全国第一
1979年1月20日，国务院批准成立华福公司，比中央1979年50号文件的下达还早半年，这在国内地方是首创。华福公司既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又是改革开放的先锋，是福建新时期最早应运而生的标志性机构与不可替代的排头兵，是福建走向世界的桥梁，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省内走向省外，从国内走向国外，在开展国际金融活动，利用侨资、外资，兴办“三资企业”，开展进出口贸易，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加强国内横向经济联合和咨询服务等方面，进行大胆探索开拓，逐步发展壮大，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成为一个以金融、投资、引进、贸易、咨询、服务相结合的多功能、综合性、外向型企业。
1979年5月，华福公司从美国第一芝加哥国民银行取得短期商业贷款800万美元，这是公司、也是福建省第一次涉足国际金融市场，在国内地方属首创。1983年，该笔贷款按时如数还清本息，在国际金融界建立了良好信誉。1983年8月，公司在日本成功发行了50亿日元的私募债券，这是我国地方首次到国外发行私募债券。1985年11月，公司在东京发行了100亿日元以自身信用为担保的公募债券，这是我国地方企业首次对外发行公募债券、首次无需他方担保，两个“首创”并举。1986年在新加坡发行5000万美元的亚洲美元债券，成为我国地方第一个发行类似债券的公司。当时，华福公司在香港、美国、日本、西欧、东南亚、中东等都小有名气，在国内同行中赫赫有名。
华福公司是福建省第一家中外合营企业——福日公司的股东。也是国内第一家地方性航空公司——厦门航空公司的创办者之一，公司投资人民币5000万元，股权比例达25%。华福公司全程参与了省政府与科威特方面的谈判，两次共向科方贷款5500万美元，在改革开放初期，一个省先后两次借用科威特长期优惠贷款是唯一的。华福公司为厦门国际机场和沙溪口水电站向国外贷款代办提款与还本付息等事宜，为福州市引进了日本万门程控电话系统，为厦门东渡港和福州马尾港引进了国外先进技术设备。
新世纪前后，由于国内外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华福公司发展经历了跌宕起伏，但它在福建改革开放初期发挥的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已载入史册。
2、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厦门国际银行
这是我国第一家中外合资银行，虽然规模不大，但在国内属于首创，对外影响非同小可，维护和提高了福建对外开放的良好形象。银行从筹备到成立历经波折。经查，省委、省政府在那几年里召开了十几次会议进行了专门研究。例如，1986年2月13日，省委常委会，研究厦门国际银行出现的问题，发现合作方有坏账8000万港元。胡平建议继续洽谈合作。会议决定：派人赴港向港澳工委通报，前往北京向谷牧汇报，调查了解对方实际资产与还款能力，按期开业。1986年3月3日，厦门国际银行如期举行开业典礼，胡平作重要讲话予以充分肯定与鼓励，厦门市市长邹尔均、副市长习近平出席。
经过种种努力，厦门国际银行终于转危为安，而且站稳了脚跟。30年后的今天，它不仅依然屹立于已经高度发达的“美丽厦门”，而且把触角伸到了北京等国内大都市以及海外一些国家与地区。
3、国内第一个由地方修建的国际机场
航空紧张是对外开放的一大障碍。1981年，省领导向赴闽考察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汇报，他表示支持在厦门建机场。但存在许多问题。一是工程立项。厦门是前线，在岛上建机场，首先要从防务方面考虑，是否允许。二是国家没有资金，需要地方自筹。三是缺乏工程技术力量。经请示中央军委并反复斡旋，最后得到支持，民航总局、国家计委都同意立项。资金问题，福建与科威特反复联系，科方提供了600万科威特第纳尔（折合2200万美元）的优惠信贷，加上省、市自筹，共1亿多人民币资金。机场于1982年初动工兴建，到1983年10月正式启用，前后不到两年时间，当时风行全省的“厦门速度”由此而来。这是我国第一个由地方建设的现代化二级国际机场。1983年10月22日，厦门国际机场举行通航典礼。1983年是特区遭受非议最多的一年，政治气候沉闷，机场通航无疑是件特大喜事，给特区人、给省领导和全省人民带来无限欣喜和巨大希望。北京—厦门通航后，不久就开通了厦门—香港航线（包机飞行），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人感到厦门与海外的距离大大拉近了。
厦门机场一期工程原预定客流量35万人次，很快就超过了。目前，厦门国际机场已别有一番景象。2014年，旅客吞吐量达2000多万人次，居全国第11位，是国内最繁忙的机场之一。2014年12月开始，已开通了新航站楼。而且在大嶝岛填海建设了大型新机场，不久将投入运营。窥一斑而知全豹，由此可看出福建、厦门30多年来之巨变。
4、国内第一家由地方创办的民航公司
1985年初，厦门航空公司宣告成立，成为我国第一家由地方创办的民航公司，国家民航系统“一统天下”体制首次被打开了缺口，是一大创举。
厦门国际机场建成了，但没有自己的飞机，缺乏主动权，省委、省政府考虑再三，决定自行创办航空公司。可当时国家不允许地方创办，也没有资金买飞机。经过反复做工作，得到了国家民航总局的同意与支持，并按照国际惯例先租（飞机）后买。但没有飞行人员，没有地面保障人员，没有固定的航料、配件供应渠道，公司还是办不起来，难度似乎比修机场还大。于是决定既靠国家民航总局、又靠空军来解决上述问题。經过努力终于闯出了一条新路。
1987年4月28日，胡平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专门研究厦门航空公司今后发展问题，提出了“坚持巩固发展，坚持改革创新，坚持办好、办出特色”的指导思想。要求在搞好机场设施完善、飞行保障、地面配套、基础物资条件等硬件建设和大力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下大力气抓好安全、正点、优质服务、管理水平等方面的软件建设，增强“厦航意识”，形成“厦航风格”，办出“厦航特色”，树立“厦航信誉”，把公司办得好上加好。
厦门航空公司由省、市和国家民航总局共同投资，南方航空公司统一管理。30余年来成绩斐然：目前已成为我国唯一使用全波音系列的航空公司，截至2015年，机队规模总数达131架，经营国内外航线320条，航线网络覆盖全中国、辐射东南亚和东北亚，直达欧洲及大洋洲；2014年总资产首次突破300亿元大关达308亿元，2015年为350亿元；2014年净资产突破百亿元大关达103亿元，2015年为140亿元；从艰难起步到连续28年盈利，累计实现利润总额135亿元人民币。
5、引进国内第一套万门程控电话系统
新时期初，海外侨胞和外商、外国友人来福建，通讯落后是个大问题，电话机是手摇的，向海外打电话要到电话电讯大楼排队等候几个小时，好不容易轮到了还往往遇上各种“技术性”故障而打不通，又要重新排队，有时要到深更半夜才能办完。第二天如须再联系仍然如此。解决通讯问题是改善投资环境的一个重要方面。1979年11月20日，经廖志高、马兴元同意，省革委会批复省邮电管理局，在福州引进发达国家已广为运用、但国内还是空白的程控电话系统，数量为一万门，1982年11月投产。福建成了全国首个引进数字程控电话系统的省份，比位居第二的广东早了两年，且开创了国家邮电部与省、市、县共同集资建设的先例。不久，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到福建考察，试着给远在北京的家人通电话，话音清晰且音量大，兴高采烈，给予很高评价。
1982年，省委、省政府决定在厦门引进一套万门程控电话系统，1985年投产了。不久后在泉州侨乡也推开了，并一步一步推至乡、镇、村去。90年代在全省普及了。
6、国内首创——福清融侨开发区的成功尝试
印尼林（绍良）氏集团从上世纪80年代初就与福建建立了联系。1985年12月，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叶飞、时任全国人大侨务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梁灵光和胡平在厦门会见林文镜先生。胡平规劝他回福清老家投资，叶、梁当场表示赞成，并共同做了许多说服工作，林先生接受了此动议。1986年，林先生两次组团回福清考察后决定投资，并号召在印尼的福清籍华侨积极筹集启动资金（计划一亿港元，很快筹集了6000万港元）。为此，省委、省政府于1987年初批准成立了融侨开发区，由林氏集团为主筹划，由客商搞基础设施建设和招商引资，这两项在当时属国内首创。开发区首期面积1平方公里，林氏集团充当了主、客兼有的双重角色。1987年4月13日，胡平召集省有关部门负责人进行专门研究，指出：对林氏集团建设家乡的打算，我们应本着理解侨心，顺乎侨意，把它作为利用侨资的新突破口抓好。并作了具体部署。到六月初，开发区谈成了11个大项目。此后规模不断发展壮大，取得了成功。
福清融侨开发区的建立是“了解侨情，打动侨心，发挥侨力”的范例。
7、饱受政治争议的福日公司
这是福建省第一家中日合营企业。中国与日本于1972年建交；中国与美国于1979年建交，这是1972年我国政府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必然结果。上述是毛主席、周总理留给后人的两笔最大外交遗产，为此后的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福日公司于1980年成立，1981年6月投产。它引进日本日立公司两条年产彩色电视机20万台、黑白电视机18万台生产线，产品质量达到日立同类机标准，在国内居先进水平。福日公司实行原件国产化，带动了国内相关企业的发展，并利用日本企业经验，加强经营管理，收到了良好效果。产品一投产就列为凭票供应的抢手货，成为福建和兄弟省市交流的紧俏拳头商品。
与现在不同，80年代的中日关系是“政经两热”。但中日社会制度不同，且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开启，能否坚持下去对外界是一个谜。当时国内对福日公司争论的焦点有两个：引进技术要付给日方专利费（每台付人民币约8元），产品要内销一部分。1982年11月，胡平访问日本，与对方进行了反复沟通协调，把专利费和产品内销比例压到了最低程度。然而，1983年，福日公司上述两个问题被政治化了。一位高层老领导前来调查后上纲上线，给它扣上了“卖国主义”帽子。日方则把福日公司作为测试“风球”，观测中国对外开放“是收还是放”。项南、胡平以及分管副省长张遗等意识到，福日公司“问题”是否处理得当，不仅关系该公司的发展，也可能会牵涉福建与日本在金融等其他领域的合作，还会影响福建的对外形象。他们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频频与中央领导、有关部委沟通，并在《人民日报》发表调查报告，公开事实真相，澄清了各种传言。1984年初，邓小平考察经济特区，国内政治气候转暖，争论画上了句号，福日公司站稳了脚跟，对日后福建与日本乃至中日经济合作的顺利开展树立了良好样板。
8、厦门“9.8洽谈会”的起始
1985年11月25日，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与省政府在厦门富山国际展览城联合举办“福建省投资促进会”，全国各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代表1000多人、来自26个国家和地区的工商界、金融界代表200多人与会，签订了众多的对外合资合作以及国内横向经济联合的项目合同。26日，胡平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介绍福建对外开放6年来的成就与发展趋势，同时就对台工作与吸收台资发表了意见（由于讲话中对台湾当局有“中性”评价，事后中央宣传部派员调查了解，结果没有给予批评）。这是“9.8洽谈会”的前身。从那一年起就升格为国家级的投资洽谈会了，此后至今年年举办不间断。
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
1、“先行官”拖后腿
基础设施建设是新时期出现的新词汇，泛指能源、交通、通讯等。胡平說，对外开放必将促使人流、物流、资金流的频繁流动，没有足够的“马力”（能源），没有发达的交通、通讯，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就无从谈起。故称其为“先行官”。 福建解放初没有一寸铁路，公路不到1000公里，只有两个营运经常中断的小型机场，海运不畅，通讯落后，能源紧缺——缺煤、缺电、缺石油、缺天然气。改革开放初期也仍然落后得很。有的外商由此觉得这是难以排除的障碍，故撤人、撤资，改变了合作的初衷。且基础设施建设大多是跨县、市甚至跨省的大项目，投资量大。
2、加强能源交通建设
省委、省政府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在省财力极其拮据的情况下，多方筹集资金，下决心突破这个“瓶颈”，不失时机提出了对振兴福建具有重要戰略意义的“六个二工程”的建设目标：两个电站（沙溪口水电站、永安火电站建设）、两条铁路（鹰厦线和外福线改造）、两个机场（福州机场改建和厦门机场建设）、两个港口（福州马尾港口改造和厦门东渡港建设）、两个公司（福建省轮船总公司和厦门航空公司的组建）、两套万门程控电话系统（福州、厦门）；不久后还提出了两条铁路建设（福厦铁路与漳泉铁路）、两江整治（闽江、九龙江）与水口水电站建设等大项目。有人把搞加工工业形容为盖房子，而基础设施建设是挖地基，这是很有见地的。前者容易树立外在形象，“业绩”突出，后者则默默无闻，但随着时间推移，其良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越发明显。由于省领导决心大、措施得力，上述基础设施项目大部分得以陆续建成，对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福建经济快速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3、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
这是项南、胡平任期内的一项重要决策。过去福建工业体量小，总产值在全国属于倒数第几的省份，尤其技术设备落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势在必行。
广东从1980年开始就力抓此项工作，福建则整整迟了两年。1982年6月16日，胡平召开省政府办公会议，专题研究引进技术设备改造老企业，第一次把引进摆上省政府重要议事日程。1983年1月22日，省政府常务会议出台了引进工作税前还贷等若干优惠政策。3月，省政府召开专员、市长会议，决定当年引进技术设备100项，制定了相关的资金、信贷等配套措施，组织了一个联合审批小组，由省计委、省经委、省财政厅、省外贸局等13个部门组成，人称“13太保”，到各地现场办公，及时拍板定案。当年执行结果超过年初计划。此后在全省开始形成了一股技术引进热潮。
到1986年，全省共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800多项，平均1项花100万美元。投入1美元，每年可增加产值3美元和0.8美元税利。1984年10月6日《福建日报》报道：我省工业3年来开发新产品1400多项，5种产品获得全国金牌，28种创银牌，106项被评为优质品，原因是一些引进项目投产并开始发挥绩效了。1984年后，全省新增工业产值中，引进的占三分之一，且品种花样多、档次高。福建的引进工作，从项目与用汇数量看，在当时全国29个省市区中排行第二，多次在全国性会议上介绍经验。
1984年后，福建农业引进工作也掀起了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