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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说：“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 ”抗战文艺之所以能化成具有极大战斗力的“真刀真枪” ，也在于它具有伟大民族精神的内核。在烽火中历练、成长的文艺工作者心怀家国，总是能敏感地捕捉到广大人民的心灵呼唤，这使得他们的作品带有着浓烈的时代印记，积聚着巨大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精神能量。在纪念之际，本刊记者采访了一批著名文艺家，请他们回望抗战历史以及抗战中的文艺战士和文艺作品，并借此深刻思考新时代文艺的发展方向、文艺工作者的责任与使命等问题。
黄准（作曲家）：没有这个时代就没有我的音乐作品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日寇大举侵犯中国，我跟随父母逃难到镇江附近的乡下。有一次我跟姐姐到菱塘里去采菱时，姐姐唱起了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这歌声让我生平第一次感悟到了音乐的美，她的旋律也使我强烈感受到了东北同胞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失去家园的悲苦和仇恨。从那时起，我开始迷上了唱歌，天天缠着姐姐教我唱救亡歌曲。正是童年听到的抗日救亡歌曲，燃起了我对音乐追求的熊熊烈火，让我走近了音乐，并使之成为自己毕生的事业。
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高潮阶段。我跟着母亲来到贵阳，后到离贵阳70多里地的湄潭中学读书。湄潭中学是一所进步的中学，校领导中有不少进步分子。他们经常组织学生到街头、到乡村，宣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抗日道理，并在学校成立了抗日民族救亡先锋队（简称“民先”）的分支机构。我首批参加了这个学生组织，这也应该算是我第一次真正地投身到了抗日活动之中，并成了全校闻名的活跃分子。几个月后，我又回到了贵阳，跟着当时贵阳生活书店“民先”队去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后来为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国民党逮捕了“民先”队员，包括我在内。之后中共地下党把我营救出狱，并把我送往延安深造。我成了鲁迅艺术学院最小的一名学生。我先进了戏剧系，后来转到音乐系，成为冼星海先生的“关门弟子”。
1942年5月2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延安杨家岭主持召开了有80余名文艺工作者参加的文艺座谈会。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就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工作、学习等发表了讲话。当时我还只有十五六岁，尽管没资格出席会议，但经过各种方式的传达报告，我感受到“文艺为谁服务”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方向问题。为加深我们的理解，毛主席还亲自到鲁艺作了报告。报告中要求我们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去，他说那里有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只等我们去开采。他要求我们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务。毛泽东的讲话就像一股不竭的动力，推动着我到工农兵中间去。在创作时只要有可能我都会到生活中去体验，收集民间音乐资料。从学习音乐开始，我就一直跟时代紧密结合在一起。没有这个时代就没有我的音乐作品。比如起初一看到《红色娘子军》这个剧本时，我就非常喜欢，我也很有信心能写好《红色娘子军》的音乐，因为我的革命经历让我能理解里面人物的感情。
音乐创作上一直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音乐要表现时代的精神，还有一种认为音乐就是纯粹表达个人情感。我的音乐创作中，有我个人的情感，但主要是写对时代的感情。我觉得音乐也是现实的，不是虚无缥缈的。
如今，我们处在一个和平的时代，也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依然希望用音乐来表达当代人们的感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国梦”的概念，指出我们要有梦想，要有理想。他的一些讲话让我很有感触，因此最近我写了一个大合唱《梦想花开》，希望祖国越来越强大。回想那个年代，人们表达愤怒时，除了喊口号就是唱救亡歌曲，我觉得我们现在也要用音乐表达对国家民族的感情，对祖国建设的希望。
吕其明（作曲家）：战火的洗礼让我一辈子要为人民抒怀
作为一个抗日老战士，对抗日战争我有很多刻骨铭心的回忆。1940年，我十岁时参加了新四军，在二师抗敌剧团。作为一个小团员，我经受住了战火的洗礼和艰苦生活的磨练。可以说把我一颗稚嫩的心和中国人民的伟大解放事业交融在了一起。我的人生经历决定了我人生发展的轨迹和命运。家庭、革命战争实践的锻炼、党的教育这几个方面对我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首先谈谈家庭的影响。很多人问我：你十岁就参加新四军，有那个觉悟打鬼子吗？毕竟那时我只是个孩子，很多都不懂。但我父亲带领我们全家参加了革命，我的父亲吕惠生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祖国，献给共产主义事业。抗战时期，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担任过无为县县长兼无为县人民抗日自卫军总队总队长。后来他被任命担任新四军第七师皖江抗日根据地行政公署主任。去皖江前，陈毅军长跟我父亲谈话，布置任务，提出希望，还送给我父亲一把全新的“掌心雷”袖珍手枪。随后父亲把手枪送给了我，我非常高兴，一直随身带着，直至1949年根据上级命令上缴给组织。43岁时父亲走完他的光辉一生。父亲的壮烈牺牲在我心灵深处耸立起一座信念意志情感的丰碑，这丰碑在我的作品中间，如歌的旋律中间，都以不同的形象展现出来。我后来创作的很多作品都和我父亲有关，都和千百万烈士有关。
再说说战争生活对我的锻炼。1940年，我所在的二师“抗敌剧团”演出了抗日题材的歌剧《农村曲》，我演一个逃难的孩子。歌剧最后有一个大合唱，非常激昂，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唱完后，剧中的王大哥就开始报名参军，这是台上演员演的，这时台下几个青年小伙子也跳上台来，要和王大哥一起参军。当时我们演戏的目的就是要号召大批青年参军打鬼子，可见我们的宣传立竿见影，这也说明文艺作品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
1942年底我和姐姐调到新四军七师文工团，1943年初我们经历了一次敌军的大扫荡，情况非常危急，我和战友们向西北的大山里转移。到了那里的游击区，在当地一位老乡的帮助下，我们在一个山洞里躲了七天七夜。到了第八天，鬼子走后，我们下山到了村里，这才从这位老乡口中得知，鬼子和伪军曾经两次到村子里来逼问他，山上有没有新四军，不讲就要枪毙他。老乡很害怕，但还是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回答“没有”，保护了我们。在抗日战争时期，军民亲如鱼水的关系非常普遍，没有群众就没有我们，这样的关系也是今天和平时代的我们需要反思的。1940年到1949年，这9年的战斗生活和艺术实践，使我受到极大的锻炼和熏陶，对我产生极其深远的决定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