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与旧家庭、旧制度彻底决裂，他扬弃了旧家庭、旧制度落后和腐朽的东西，在他的身上表现出来的完全是共产党员的作风和风格，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一、师爷世家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出生于淮安。他常常讲自己出生在一个封建的大家庭。其实他出生不久当知县的爷爷去世，父亲在外做一个小职员，难以养家糊口。家里只有爷爷留下的一所房子，并没有地产，靠典当、借钱度日。他为什么说自己出身于一个封建的家庭呢？封建家庭并不等于是地主家庭，靠地租封建剥削为生，而是指家庭的生活习惯、文化、思想传统。他说：“祖坟在绍兴，绍兴的家谱有我的名字，我不能不承认是绍兴人。但我生长在淮安，满嘴的淮安口音，也不能不承认是淮安人。所以我说我是‘原籍浙江，淮安生人，江浙人也’。说是绍兴人，不仅那有祖坟和家谱，更主要的是封建家庭的根子在绍兴。封建家庭的老根子可厉害了，影响思想、影响生活习惯，封建根子不挖清，思想认识不到，你的思想觉悟就提高不了。”（周恩来同侄女周秉德谈话记录，1964年8月2日。）
他指的封建的根子是什么呢？1946年他对记者说：“绍兴社会除劳动者（农民、手工业者）外，中上层有两种人：一种是封建知识分子，一种是商人，这两种人都是向外发展的。读书人的出路照例是中科举。而绍兴人则有大批当师爷的。师爷在旧戏里的脸谱是红鼻子，大概因为他们都是喝酒的。商人的出路是在各大城市开杂货店兼卖绍兴酒。”“我的家庭近几代祖先也是绍兴师爷。”（《周恩来同志谈个人与革命的历史——和美国记者李勃曼谈话记录》，《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一辑，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1964年他对侄女说：“过去绍兴人靠什么为生，一靠土地，二靠当绍兴师爷。”（周恩来同侄女周秉德谈话记录，1964年8月2日。）
靠土地出租，这是封建剥削，容易理解，为什么当师爷也是封建的根子呢？这要从师爷这个职业说起。
师爷这个职业和科举制度有关。从隋朝建立起来的科举制度将知识分子引上仕途。中国人再穷，只要有一点办法就要送孩子读书，考科举，这是唯一的出路。“科举——命官制度”到明朝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只有通过考试中举、考取进士才能当官，胥吏既不能靠政绩步入仕途，也不准参加科举考试。科举制度有严格的规定，每年录取的人数是个死数，每次开考中举在浙江全省不过只有100多个名额。江浙文化程度高，读书人多，中举的比例是万分之一，真是凤毛麟角。中举后也未必有官可做，常常要候补多年。候补是没有薪水可拿，如何维持生活？特别在旧中国常常是一个大家庭、众多的兄弟合力供一个人读书，这个人中了举不仅要维持自己小家庭的生活，还要对大家庭尽义务。而更多的读书人还没有中举，怎么办？做师爷。
师爷就是幕僚，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秘书、智囊。这个职业自古有之，但是到清朝才广泛地兴起来。
中国近千年的科举制度规定书生只读圣贤之书——四书五经，用孔孟之道可以教化人民，而统治人民、治理国家光有孔孟之道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行政手段、还要有法律、财政税收。通过科举考试当了主官的人并不懂行政管理，不懂法律。这是吏所擅长的。吏是由民间进入官府，是一种行政职务，职务小而作用大。统治国家离不了官和吏，因而人们常常将他们放在一起，称为官吏。以前吏可以靠自己的政绩得到提升，因而官和吏的利益是一致的，共同要治理好地方。可是明朝中期朝廷规定吏不能靠政绩得到提升，不能当官，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堵住了吏的出路，使吏因不思进取而沦落。形成主官是流动的，而胥吏是世袭的。吏的稳定保证了封建社会统治的延续性。可是吏为非作歹，鱼肉百姓，玩弄权术到了无所顾忌的程度。官的利益和吏的利益不是统一的而是矛盾的，是对立的。这些当官的人要管住吏，要约束他们，自己又没有这个本领，怎么办？他们就雇用懂刑法、懂财政税收的人在后面出谋划策，这就是师爷。负责刑法、判案的是刑名师爷，负责财政税收的是钱粮师爷。主官和胥吏的对立，是清朝师爷职业兴起的原因。师爷的任务是“佐官制吏”，为主官捉刀代笔，出谋划策，以至操纵地方政治，成为维持封建统治不可缺少的人才，因此他们的思想、生活习惯、作风传统无不打上封建社会的烙印，既有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文化，又有封建社会的陋习，在他们的身上都得到充分的体现。
当师爷要受过专门训练，不是所有读书人都可以当，那时并没有培养师爷的学校，都是师徒相传。因为绍兴地区读书人多，他们走不通科举之路时就转而当师爷，父子相承，兄弟相传，渐渐垄断了这个职业。全国2000个县，各县的主官多请绍兴师爷，上一级行政机关府里的师爷也是绍兴人。哪一级的案子不是绍兴师爷办的，到了上一级就不能让你通过。所以有的师爷已经在外多年，在外面（多在河北的沧州、保定）安家落户，也要讲绍兴话，也要称自己是绍兴人。管钱粮的多是沧州师爷，管判案的多是绍兴师爷，说到底还是绍兴师爷。师爷是明码标价，薪金比较丰厚。他们挣了钱，一个置土地当地主，一个办南货庄当商人。
周恩来的祖先由中原迁到浙江，后来在绍兴落户，繁衍生息，到他祖父这一代已是第十八代。他这一房是五十房，五十房始祖活到96岁，在家里大厅挂上“百岁堂”的匾额。周家都说自己的老家是绍兴城内保佑桥百岁堂。他父亲这一代还有三个堂伯父中了举人。周恩来的爷爷兄弟五人，因作师爷都到了江苏。兄弟五人有四人从师爷而到知县，周恩来父亲还回到绍兴拜师学作师爷。他的二伯、六伯中了举人，二伯做过江苏巡抚的总文案，六伯做过袁世凯的秘书，在中南海办公。可以说周恩来是师爷世家。
在封建社会血缘关系是维系社会的纽带，很看重亲戚关系。共一个爷爷是一家，五服之内为本家，出了五服行同路人。在一个大家庭内，共一个曾祖父每一代人都是大排行。即使分了家也要互相帮助，相互提携。在中国因不是实行长子继承制，财产不是由一个儿子继承，而是由众多的儿子继承。第一代是大地主、大官僚，到第二代、第三代财产就分散了，到第四代、第五代可能连小地主都够不上了，再加上天灾人祸，男主人过早地死亡，这个家庭很快就会衰败下去。在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地主阶级是稳定的，长久存在，而地主成员变化很大，经常变动。为了维系家族的永续昌盛，一代出了一个进士，他就有义务帮助子侄们读书，因为他小时候读书就很可能受过叔、伯的帮助。这不仅对家族发达是必要的，对个人的发展也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这种关系带来很多弊病，如裙带风、家族观念、外戚掌权等等。在现代社会这些弊病更加显露，阻碍了社会的前进。
二、这个家真难当呀
周恩来的祖父行四，活到近60岁，这在当时已是比较高寿。他一辈子当师爷，由此而当了知县。他只和二哥在淮安置了一所房子，有32间半，没有地产。周恩来的父亲虽说到绍兴学习了三年如何做师爷，但是学得不好，能力差，没有谋到好差事。周恩来出生后不久，因祖父去世，家庭开始衰败。周恩来有一个伯伯、两个叔叔。伯伯没有子息，两个叔叔，一个有肺病生命垂危，一个腿瘸，不能做事。周恩来是长子长孙，出生半年，小叔叔贻淦病故，父母将他过继给十一叔贻淦夫妇。他由嗣母陈氏抚养。他称嗣母为娘，称自己的生父母为干爹干娘。陈氏出生于书香门弟，知书达理，通晓诗文。她将周恩来视为命根子，精心抚养，精心教育，教他认字、背唐诗，周恩来5岁入私塾上学。
周恩来的外祖父万青选南昌人，也是师爷出身，在淮阴一带为官30年，在淮阴有99间房子，占了整整一条街。在他出生的第二天外祖父去世了，外祖父有18个儿子、14个女儿，但是长大成人的没有几个。周恩来的母亲是第12个女儿。生母是外祖父的掌上明珠，生性爽朗，精明能干，为人干练。由于外祖父的去世，家庭也开始衰落。
在两个母亲的爱护下，周恩来从小就受到很好的教育，好静、喜欢学习，开朗、善解人意。丰厚的母爱，过分的仁慈，使他多了女性的柔韧，少了男性的野蛮。
家庭已衰败，但是还要撑着门面，还要守着官宦人家的旧规矩、旧礼数生活。这是周恩来最反感、最头疼的事情。
父亲和十八舅合买了一张彩票，中了头彩，1万元。母亲从小看惯了讲排场，是个要强、爱面子的人。她高兴得昏了头，第一件事就是大摆排扬。彩票在武汉，母亲坐船到武汉去兑，一路走一路玩。兑到了，就买皮大衣、留声机，给这个买礼物，给那个买东西，还没有到家，5000元就花掉了一半。等回到家，债主们来讨债，亲友们来祝贺，住下了要吃要喝，还要拿。母亲无力承担，就和丈夫一起带着6岁的周恩来和恩来的两个弟弟及陈氏一起回娘家暂住。
这时，外祖父已去世6年，家大人多，不能长住，一年后就搬到陈氏的祖居陈家花园。中彩得到的钱很快花光了，父亲找了一个差事，一个月只能挣16元，难以维持生活，只好靠借钱度日。父亲到湖北做事，母亲因愁苦而病倒，1907年夏天去世，父亲都没有来得及赶回来。母亲去世后，外祖母不顾周家的经济情况，仍要求按旧例大办丧事。借钱买了楠木棺材，还要涂七层漆，包五层麻。逼得9岁的周恩来到处去借钱。第二年的夏天，嗣母也因病很快去世了。陈氏娘家已经没有人了，周恩来就自己决定葬事简办，买了薄木棺材运回淮安和嗣父合葬。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从中可以看出周恩来从小就是一个有主见的人，不怕闲言碎语，是个敢做敢为的人。建国后周恩来提倡移风移俗，丧事简办，带头火化，留下遗言不保留骨灰。要寻其根源，这就是源头。他从小身受其害，因而对大讲排场、虚情假意的官场作风深恶痛绝。
一年之内死了两个母亲，对周恩来打击很大。周恩来在淮阴无法生活，只好带着两个弟弟又回到淮安驸马巷同八伯、八妈一起生活。这年他还不到10岁。
八伯腿瘸，不能做事，不能出门，也不管事。八妈带着自己7岁的儿子和周恩来兄弟三人，一家六口过日子。八妈是个女流，不能出门，周恩来成了家中要紧的男子。度日如年！或者把房子押出去，或者向亲戚借钱过日子。有时在外面工作的四伯寄回一笔钱马上还债。一身债，常常有人到家里来要债、要利息。周恩来出面典当、到处向亲友借钱。1918年，周恩来在日本听到八伯去世的消息，他在日记中写道：“想起家中一个紧要的男子也没有，后事如何了法？这几年来八伯和八妈的苦处已算受尽了，债务天天逼，钱是没有，一家几口饭是要吃的，当也当尽了，卖也卖绝了，借是没处借，赊是没处赊，不要说脸面是没有了，就是不要脸向人家去要饭吃，恐怕也没有地方去要。八伯这个病，虽说是老死的，然而病到现在，何曾用一个钱去医治呢？简直说是穷死了。”这段话一字一泪，由此可知周恩来当年在淮安过的是什么日子？
短短几年之内家庭发生如此巨大的变故，周恩来在两个母亲的爱护下，突然间家破人亡，不得不寄人篱下；从娇生惯养，突然间要看别人的脸色、受尽刁难。真是天壤之别。这对年少体弱的周恩来是多么大的刺激！生活的艰难迫使少年周恩来常常想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妈妈突然会离他而去？年幼的周恩来还不可想的太深刻，他痛恨彩票。他看到中彩完全是昙花一现，彩票太坏了，助长人侥幸的心理，助长人不劳而获的思想。从那时起他就痛恨彩票，并由此而进一步痛恨不劳而获的封建思想。所以过了41年，他当了总理就废除彩票，决不让彩票再害人。
家庭生活那么困难，还要讲礼数。墙上贴一张纸，上面写着亲戚们的生日、祭日，到日子都要去，就是借钱也要去送礼、磕头，因为周恩来的辈份小。他是家唯一紧要的男子，这些事都要他来办。到外婆家要走30里路，还要坐船过河。夏日顶着太阳，冬日冒着严寒，没有车可坐，没有牲口可骑，只能是用两条腿走。连吃饭都困难，还要讲这些虚排场。他痛恨虚荣，痛恨讲排场。可是为了生存，因为在他困难时，借钱也只能是向亲戚们借。周恩来不得不在封建大家庭内周旋。沉重的负担使少年周恩来常常叹息：“这个家真难当啊！”
从那时起他就想离开这个家庭，离开这个环境。他不断地给在东北工作的四伯周贻赓写信，机会终于来了，1910年春天他的堂伯父周贻谦从东北回到淮安办事，回去时顺便带他到了东北铁岭，从此他开始了新的生活。这年他12岁。
1911年他正在沈阳第六两等小学堂上学，只有13岁。周恩来听到辛亥革命的消息后，率先剪掉了拖在脑后辫子——清朝臣民的象征，响应和拥护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
他的这个革命举动不是偶然的。这是基于他对家庭和对社会的认识。
后来他说：“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周恩来同志谈个人与革命的历史——和美国记者李勃曼谈话记录》，《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一辑，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三、封建家庭和封建社会的叛逆者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从一滴水可以认识大海，从一个家庭可以认识社会。他由痛恨这个封建的家庭，进而痛恨这个制度，虽然他的认识十分蒙笼，并不清晰，但是他企盼改变现状。所以当他听到推翻清朝政府的消息，马上由此看到希望，立刻起而响应，剪掉头上的辫子。
正如鲁迅所说：“因为他生长在这正在灭亡着的阶级中，所以他有甚深的了解，甚大的憎恶，而向这刺下去的刀也最为致命。”
正是由于有这样的经历，他在学校学习就以改造社会为己任，他说学生应“受完全教育，成伟大人物，克负乎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当五四运动爆发，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时，他积极参加并成为领导者。随着他确定了信仰共产主义，投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对旧的家庭、对封建思想、对封建制度有了深刻的认识，他深知封建主义在中国是根深蒂固，不是一日可以消灭；他深知封建主义在中国有广泛的影响，不是一代人可以清除的，所以他对封建的东西有高度的警惕，时时警惕旧的习惯势力的侵蚀，终身保持着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共产党员的本色，保持了革命者的本色。
他不仅严格要求自己，而且一直这样教育干部、教育后人。他提倡要过好“五关”。这“五关”是：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生活关。1963年他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做报告，又专门讲到这个问题，他在讲到过社会关时说：“一般总是讲思想、政治关，我特别提到后三关，是因为中国这个社会极其复杂，我们还有改造社会的任务。在这个社会里，旧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习惯势力，很容易影响你，沾染你，侵蚀你，如果失去警惕，这些东西就会乘虚而入。所以改造社会的任务是很艰巨的，处在领导地位的同志担子更重。”（《周恩来选集》（下）第425页。）
他与旧家庭、旧制度彻底决裂，他扬弃了旧家庭、旧制度落后和腐朽的东西，在他的身上表现出来的完全是共产党员的作风和风格，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他的一生，表里如一，心口如一，始终如一，一直保持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本色，是全党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