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综观目前本土知识与生态建设的研究成果，学界同仁们一方面致力于理论的建构，一方面又在此框架下进行卓有成效案例补充。从研究内容来看，主要包括水土流失的防范、草场退化的恢复、石漠化灾变的救治等。此外，还扩展到生物污染的预防、生物多样性水平的维持、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的控制等。全面回顾与总结此前研究的经验和教训后，指出其间的得失利弊，借此希望获得新的发展空间和机遇。
关键词：本土知识；生态建设；述评
中图分类号：X17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7）01-0023-014
一、本土知识与生态建设的理论建构
在人类与自然的互动史上，从敬畏自然，到征服自然，到保护自然，再到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荣”，其间总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即各民族文化与所处自然与生态系统的关系。近一两百年来，人类在“征服世界”“主宰万物”的价值观念下，总是“陶醉于自己对自然的胜利之中”，而忘记了“大自然的报复完全可以把人类的努力和成果彻底抹杀掉”[1]。事实证明，工业文明以征服自然为胜利的价值观念，已经不再适应人类的生产和发展。“生态文明”这一全新话语的提出，正是对工业文明价值取向失范的思考和批判。尤其是，中国从全人类发展的视角，率先提出并实践“生态文明建设”[2]，即是对当前面对的生态危机作出的有效回应。
在生态问题日趋严重之际，生态人类学不可推卸的担起了它的学科使命。近10年来，学界同仁们对“本土知识”与“生态建设”的研究已初具规模，并在实践工作中取得了相应的成效。其中，杨庭硕教授的著作《本土生态知识引论》出版，标志着“本土知识”用于“生态建设”这一研究领域的起步[3]。同时，在《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开创的“本土知识与生态建设”这一常规栏目中，大量优秀的作品不断问世，在众多学者的辛勤耕耘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综观此前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方面是对理论建构和方法论的探索，以杨庭硕、尹绍亭、崔延虎等前辈学者为代表；另一方面则是将研究视角集中在我国当前较为突出生态问题上，运用相关的理论和方法，去探讨生态灾变的成因及相应的治理办法。
任何一个学科要发展，首先要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再次还能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领航开路，同时还要有后继者的跟进。诚然，中国的生态人类学要有自己的特色，无需照搬西方学者的理论。但鉴于目前理论尚待完善，以及学人研究视野的狭窄，因而对国外的理论接收和吸纳也就必不可少了。韩昭庆的《美国生态人类学研究述略》[4]一文，对于渴望了解国外学者研究新动态的国内学人来说，可谓是久旱逢甘霖。作者系统的将美国生态人类学的学术新思想介绍给国内读者，为有兴趣的学者们提供了一个实用的学习指南。吴合显、罗康隆合撰的《倡导与差距： 对国外有关生态文明见解的梳理与再认识》[5]一文，则是立足于我国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这一基本国策，系统地整理和归纳了国外代表性学者的见解，并揭示他们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看法及流变，为国内学人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研究方法。
同样是介绍国外学术思想的文章，贾仲益翻译的美国环境人类学家理查德K芮德（RichardK.Reed）的《开发热带雨林：瓜拉尼人的智慧与现代人的偏见》[6]一文，发表得恰逢其时，在译文中我们看到，巴拉圭政府为了追求短期的经济利益，制定了一套开发当地雨林的计划，但当地政府却忽视了世代生活在此片热带雨林中的瓜拉尼人，以及低估了他们本土知识、技术与技能。不出所料，政策执行造成了当地民族传统文化受到冲击而难以延续，由此造成热带雨林的毁损，到今天也是有目共睹。这篇文章所涉及的内容，对当今我国的生态建设，确实大有深意。
《<粪便真的是资源>述评——兼论对我国生态建设的借鉴价值》[7]一文，也是对国外著作的推介和引进。作者崔海洋将其导师全京秀的名作《粪便真的是资源》和《粪便也是资源》翻译和编纂后，作了精彩的述评。韩国学者全京秀，师从美国新进化论大师，并与著名的生态人类学者萨林斯、拉帕波特等交往甚密，因早年开启了“粪便”的研究项目，而被戏称为“粪便”博士。殊不知，在全球范圍内倡导生态、低碳、环保和无污染的今天，正验证了全京秀博士当年的远见和睿智。全京秀教授这一研究思路，同样为我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在生态人类学的本土化过程中，崔延虎教授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其《绿洲生态人类学研究的若干问题》[8]中，首次提出来“绿洲生态人类学”这一学科概念。绿洲生态系统是脆弱的，生活在当地的民族以此建构的文化也具有较强的特异性。中国“绿洲问题”的研究，国内学者的优势更为突出，一方面能从历时态典籍资料中寻找到历史的证据；另一方面，还能从共时态的田野验证中，找准“生态边界”与“文化边界”“生态扩张”与“本土生计”冲突的主因。由此来看，生态人类学在本土化历程中，确实找到了中国的特色。
《地方性知识：作为应用的中国生态人类学实践和反思》[9]一文，则是年轻学人吕永锋立足于当代社会的发展，深入思考了“本土知识”这一理论付诸实践的有效性，乃是取决于多重因素交错作用的结果；对“本土知识”的推广利用，同样需要排除受异质文化牵制的重重障碍。这些问题的提出与讨论，将有助于深化学界对“本土知识”的认识，丰富生态人类学的理论内涵，还能为当前的实践工作提供有意义的指导思路。
肖冬平所著的《当代少数民族地方性知识的传播与习得途径研究》[10]，作者的研究思路有别于传统的民族学研究者，而是从“知识管理”的视角，运用现代观念将传统的本土知识纳入到新起的传媒手段和渠道中，在“传统”与“现代”视角下综合考量了传承和保护的得失利弊，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传播的途径和方法。这一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学界对“本土知识”传承、保护及创新的研究空缺，确实功不可没。但我们还得注意到，各民族“本土知识”是立足于异质性极高的生态背景而习得的经验与技术，与普适性的一般性知识差异极大。因而，我们在对传统本土知识进行推广、创新和利用，尤其是与现代知识接轨时，必须要慎之又慎，否则就会酿成严重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