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黑水城文献与敦煌文书的相关性主要体现在：二者书写材料、形成年代、出土地点、发现时间等方面最为接近，是学缘最近的两个学科；二者发现的国际文化背景相同，文献最初流散的命运归宿相似。同时，二者也存在一定的区别：其研究对象分属不同的领域，各自构成相对独立的专门学问；二者作为代表性的版本形式和装帧形式明显不同，具有不同的时代特色。敦煌学的学术成就和学科建设对黑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其研究方法的成熟经验对提高黑城学的整体水平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敦煌学；黑水城文献；西夏学；近代新发现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09)03－0064－07 收稿日期：2009－01－25
作者简介：孙继民，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邯郸学院兼职教授050041
1908年4月和1909年6月，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两次进入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的黑水城遗址，攫取了大批历史文物和文献运往俄罗斯，其中的历史文献就是足以与殷墟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内阁大库档案等相媲美的黑水城文献。黑水城文献作为近代中国古文献新发现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虽然与殷虚甲骨、汉晋简牍、敦煌文书和内阁大库档案一起堪称中国近代学术史的五大发现，发现时间也已超过百年，但是与其他四大新发现材料尤其是与早已成为国际性显学的敦煌学相比，却显得命运坎坷，偃蹇多舛。尽管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俄藏黑水城文献》的出版，黑水城文献的研究渐成学术新潮，但围绕着这股学术新潮而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例如学科命名、黑水城文献发现始年、在近代新材料发现史上的定位、与其他新材料发现而形成学科(例如敦煌学)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长期悬而未决。近年来，笔者曾陆续撰文《黑城学：一个更为贴切的学科定名》、《黑水城文献发现的始年及在近代新材料发现史上的地位》等，力图澄清黑水城文献研究与西夏学的关系，确立黑水城文献发现在中国近代新材料发现史上的地位等问题。本文拟就黑水城文献研究与敦煌学的关系问题，包括黑水城文献研究与敦煌学的相关陛和区别点、黑水城文献研究如何借鉴敦煌学已有经验等，提出笔者个人一些初步的见解，以求正于大家。
一、黑水城文献与敦煌文书的联系
黑水城文献研究或日黑城学、西夏学虽然已经走过了百年的时间，但也只是在最近20来年才愈来愈以一门独立学科或专门学问的姿态活跃于中外学术舞台。在黑水城文献发现以来的百年时间内，有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由于信息的闭塞和主要文献收藏国文化政策的封闭性，黑水城文献的整体情况对多数人来说基本处于一种扑朔迷离的状态，人们知之甚少，以致有时候不免将敦煌文书与黑水城文献混为一谈，例如《俄藏敦煌文献》混入了一部分黑水城文献就是典型的事例。当然，也有不少情况是因为黑水城文献自身在许多方面与敦煌文书存在接近或相似之处，而被作为敦煌学外围学科、相关学科、交叉学科纳入了敦煌学者的视野，被视为敦煌学的一部分。所以，有些黑水城文献(包括西夏学)的信息就是通过敦煌学的信息平台发布的，有些黑水城文献研究的学术论文是通过敦煌学方面的专业期刊发表的，有些学者在主要研究敦煌学之外也同时涉猎一些黑水城文献方面的研究。例如在敦煌学信息平台发布刊登的有关黑水城文献(包括西夏学)信息方面，《中国敦煌吐鲁番学著述资料目录索引》第9页即刊有罗福苌的《俄人黑水访古所得记》，向达的《斯坦因黑水获古纪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著述资料目录索引续编》第22页刊有苏联学者缅希科夫著、中国学者王克孝翻译的《黑城遗书(汉文)诠注目录·导言(一)》，第113页刊有王三庆的《新史料——西夏文(类林)据译原典的发现》。此类信息甚多，无须赘举。在敦煌学专业期刊发表黑水城文献研究论文方面，《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敦煌吐鲁番研究》、《吐鲁番学研究》等刊物都先后发表过数量不等的黑水城文献研究方面或与此有关的论文。例如《敦煌研究》1996年第3期发表有鲁多娃著、张之林译《哈拉浩特发现的中原风格的绘画作品》，1996年第2期有府宪展《敦煌文献辨疑录》，2001年第1期有宗舜《(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佛教文献拟题考辨》，2004年第2期有李辉、冯国栋《俄藏黑水城文献(慈觉禅师劝化集)考》，2005年第5期有束锡红、府宪展《英藏黑水城文献和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献的版本学术价值》等。据黄秀兰《西夏学研究20年文献计量分析》一文统计，截止2000年，《敦煌研究》发表西夏学方面的文章计有12篇，占全部发表论文资料869篇总量的1.38％。《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2期发表有马格侠《俄藏黑城出土写本(景德传灯录)年代考》和石坤《从黑城出土汉文文书看元亦集乃路的西夏遗民》，2006年第3期有陈瑞青《黑城所出宋代统制司相关文书考释》，2002年第2期有拙文《黑水城所出宋赵德成家状试释》等。《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七卷发表有杨富学《回鹘僧与(西夏文大藏经)翻译》、第十卷有沙知《(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勘误》和拙文《火器发展史上的重要文献——新刊伪齐阜昌三年(1132)文书解读》。《吐鲁番学研究》2008年第2期发表有吴超《亦集乃路农业管理初探》一文。主要从事敦煌学研究同时也兼做一些黑水城文献研究的学者则有荣新江、邓文宽、柴剑虹、金滢坤、杨富学、余欣等。荣新江有《俄藏(景德传灯录)非敦煌写本辨》、《(俄藏敦煌文献)中的黑水城文献》，邓文宽有《黑城出土(宋淳熙九年壬寅岁(1182))具注历日考》，柴剑虹有《关于俄藏敦煌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几个问题——兼谈学习潘重规先生在“新亚”演讲体会》、《列宁格勒藏(文酒清话)残本考索》、《俄藏黑水城出土释道诗词写本简析》、金滢坤有《从黑城文书看元代的养济院制度——兼论元代的亦集乃路》、《(俄藏敦煌文献)中黑城文书考证及相关问题的讨论》，杨富学等有《西夏与丝绸之路的关系——以黑水城出土文献为中心》，余欣有《俄藏黑水城方术文献研究：以TK190(推择日法)为中心》等。
敦煌文书之所以有时混入黑水城文献，黑水城文献研究之所以有时与敦煌学纠缠在一起，被视为敦煌学的一部分，或被作为敦煌学的外围学科、相关学科、交叉学科，其原因不外乎以下两点：
第一，这是由于二者的学科性质相近，都是中国近代新发现五大材料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五大新材料中学缘最近的两大学科。我们知道，在中国近代新发现五大材料即殷墟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黑水城文献和内阁大库档案中，黑水城文献与敦煌文书在书写材料、形成年代、出土地点、发现时间等方面最为接近。就书写材料而言，殷墟甲骨文和汉晋简牍属于一类，都是硬质材料(殷墟甲骨文属于动物类的龟甲牛骨，汉晋简牍属于植物性的竹木简牍，二者虽有动植物的
区分，但都是硬质材料则无区别)；敦煌文书、黑水城文献和内阁大库档案属于一类，都是软质材料，即利用纸张书写或印刷的文献。就文献形成的时间以及对应的古代王朝而言，甲骨文所对应的朝代主要是殷周时期特别是殷商，简牍文献所对应的朝代主要是战国秦汉三国西晋时期，敦煌文书所对应的朝代是十六国南北朝隋唐五代北宋初期，黑水城文献所对应的朝代是唐五代宋辽夏金元(包括北元)时期，内阁大库档案所对应的朝代是明清时期。就文献的出土地点和保存地点而言，殷墟甲骨文主要是在中原地区的河南安阳，汉晋简牍主要是在西北地区的甘肃新疆内蒙，敦煌文书主要是在甘肃敦煌的莫高窟，黑水城文献主要是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的黑水城遗址，内阁大库档案则是在政治中心的京城皇宫。就文献的发现时间而言，殷墟甲骨文、敦煌文书和黑水城文献都是在1900年前后几年，内阁大库档案和汉晋简牍则稍后几年。由此可见，在以上书写材料、形成年代、出土地点、发现时间四个方面，中国近代新发现五大材料中只有黑水城文献与敦煌文书同时具备既在书写材料、文字载体上完全一致，又在文献形成年代上衔接密切、交叉较深，还在文献的出土地点、保存条件上相近(都在西北地区，都因气候干燥而得以保存)，并在文献的发现时间上接近(敦煌文书1900年发现，黑水城文献1908年发现)，其他的殷墟甲骨文、汉晋简牍和内阁大库档案等新材料则不同时具备以上诸点。所以，在近代新发现五大材料中，黑水城文献与敦煌文书堪称是学缘最近的两个学科或两门学问。
第二，也是由于二者发现的国际文化背景相同，文献最初流散的命运归宿相似。敦煌文书与黑水城文献发现的国际文化背景，是一直持续至20世纪20年代、与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相联系的中亚考古探险和文化扩张活动。黑水城文献1908年首先由俄国人科兹洛夫发现，1909年继而又将所获大塔文献亦即黑水城文献的主体全部劫归俄国，最后入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今称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和俄国国家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冬宫)。1914年5月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从黑水城所获文书后来入藏印度新德里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也属于同样性质。敦煌文书虽然是1900年首先由中国人王圆箓发现，但其后来的命运由于外国探险家斯坦因、伯希和、橘瑞超、鄂登堡等人的巧取豪夺，其主体和精华相继落入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等国的收藏机构和研究机构，只剩劫后残余入藏于北京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敦煌文书与黑水城文献这种相同的背景和归宿，影响所及就出现了两种情况：一是不同的探险家将不同批次、不同探险地点所获不同的文献文物带回了探险家同一国籍的所在国，俄国科兹洛夫所获黑水城文献和鄂登堡等人所获敦煌文书最后入藏于同一机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就属于这种情况；二是同一探险家将同一批次不同探险地点所获不同的文献文物带回了同一收藏机构，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在吐鲁番、敦煌、黑水城等地所获文书文物最后都入藏于印度新德里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就属于这种情况。以上两种情况又造成了两种结果：前一种情况即科兹洛夫所获黑水城文献和鄂登堡等人所获敦煌文书最后入藏于同一机构，无疑使《俄藏敦煌文献》混入了部分黑水城文献，成为敦煌文书与黑水城文献混淆的一个基本原因；后一种情况即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活动的连续性以及将吐鲁番、敦煌、黑水城等地所获文书文物集中一处，实际上就迫使敦煌学学者在研究探险活动和探讨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来龙去脉、原始信息时必须要部分地涉及、了解和研究黑水城等地出土的文献文物，这也就是郭锋《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甘肃新疆出土汉文文书——未经马斯伯乐刊布的部分》、沙知《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以及其他一些敦煌学学者需要涉猎黑水城文献的一个基本原因。
二、黑水城文献与敦煌文书的区别
明确了黑水城文献与敦煌文书的共同点和联结点后，还需认清黑水城文献与敦煌文书或日黑城学与敦煌学的区别点。在探讨这一问题之前，需要首先对黑城学与西夏学的关系加以简单说明。
我们知道，学术界长期以来习惯以西夏学代称围绕黑水城文献研究而形成的专门学问，西夏学几乎成为黑水城文献研究的代名词。我们认为这一习惯认识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和狭隘性。所谓“西夏学”，根据目前学者们通行的用法，至少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围绕西夏文文献研究而形成的专门学问；二是指围绕西夏王朝研究而形成的专门学问。按照第一种含义，“西夏学”是围绕西夏文而形成、研究对象为单一文种的学问，凡是使用西夏文的文献和以西夏文文献为研究对象以及与此相关的论题，均应属于西夏学的范畴。按照第二种含义，“西夏学”是围绕西夏王朝一代、研究对象为西夏单一王朝而文字不限于西夏文的学问，因为西夏王朝使用的文字还包括汉文、藏文以及其他文字等多种文字，凡是以西夏王朝为研究对象，包括以西夏王朝各种文字文献为对象以及与此相关的论题，均应属于西夏学的范畴。概而言之，如果一分为二，西夏学或是指围绕西夏文文献研究而形成的单一文种的专门学问，或是指围绕西夏王朝研究而形成的单一王朝的专门学问；如果合二而一，西夏学则是指围绕西夏文和西夏王朝研究而形成的专门学问。无论如何，“西夏学”与“西夏文”和“西夏王朝”紧密相连，不可割裂。但是实际上黑水城文献除了人们所熟知的大量西夏文和西夏王朝的文献之外，还有相当数量的非西夏文和非西夏王朝文献，仅《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文献部分就包括有宋、金、元(包括北元)文献，并有少量的唐代、五代、辽代和伪齐文书，黑水城所出汉文文献的朝代构成有唐、五代、辽、宋、西夏、金、伪齐、元(包括北元)诸朝。因此，“西夏学”涵义本身的局限性和狭隘性就难免与黑水城文献的客观实际发生冲突。“西夏学”一语所体现的单一文字含义不足以涵盖黑水城文献所包括的多语种的文字构成；“西夏学”一语所体现的单一王朝含义不足以涵盖黑水城文献所包括的多王朝的朝代构成；“西夏学”一语所体现的清一色西夏文和西夏王朝文献的含义均不符合黑水城文献非西夏文、非西夏王朝文献占有相当比例的事实。正是鉴于目前流行的“西夏学”一语不足以涵盖黑水城文献的性质，“西夏学”不等于黑水城文献学，因此我们主张围绕黑水城文献研究而兴起的专门学问不宜用“西夏学”来指称或代称，而应仿效敦煌学，定名为“黑水城文献学”，或简称为“黑城学”，这是准确反映黑水城文献学术研究性质、完全涵盖黑水城文献文字种类时代构成而又名实相副的最佳学科名称。
当然，我们不主张以“西夏学”来指称或代称黑水城文献研究的学科，但并不反对使用“西夏学”一语，而应明确“黑城学”与“西夏学”各自所对应的研究对象和学科范围：“黑城学”所对应的研究对象应是所有黑水城出土的文献材料(包括
唐、五代、辽、宋、夏、金、伪齐、元、北元等所有文字所有文献)，所有围绕黑水城文献研究涉及的论题均应属于这一学科范围；“西夏学”所对应的研究对象应是所有西夏文文献以及所有与西夏王朝有关的材料，所有围绕西夏文、西夏王朝涉及的论题均应属于这一学科范围。因为黑水城文献既以西夏文、西夏王朝文献为大宗，又有相当比例的非西夏文、非西夏王朝文献，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黑城学”与“西夏学”既存在大量的交叉渗透，也存在不少方面的壁垒分明。二者既不是包含关系，也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有复杂交叉的并列关系，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明确了“黑城学”与“西夏学”的关系问题，有助于我们理解黑城学与敦煌学的区别。关于二者的区别，我们认为应该主要把握以下两点：
第一，黑城学与敦煌学虽然学缘最近，研究范围有交叉，文献材料的朝代构成有衔接，但二者的研究对象毕竟分属不同的领域，各自构成相对独立的专门学问。在中国近代新发现五大考古材料中，就文献的文字种类和时代构成而言，敦煌文书与黑水城文献确有相似的一面，即都是以一种文字为主而包括多种文字，以一朝为主而兼跨数朝，但二者表面的相似却无法掩盖巨大的实质性区别，敦煌文书是以汉文为主而包括其他多种文字，时代构成是以唐代文献为主而包括其他诸朝文献。黑水城文献则是以西夏文为主而包括其他多种文字，时代构成是以西夏文献为主而包括其他诸朝文献。这说明黑城学的最大特点是西夏文为主包括汉文以及其他民族文字，研究的朝代涉及唐、五代、辽、宋、西夏、金、伪齐、元(包括北元)诸朝而以宋、西夏、金、元(包括北元)为主。敦煌学是以汉文为主包括其他非汉文的民族文字，研究的朝代以唐朝为主而包括十六国南北朝隋五代直至北宋。二者研究的文字、朝代虽有交叉衔接，但各自的研究对象领域分明、区别明显。尤其是黑水城文献的主体是西夏文，而西夏文又是已经消失的死文字，并且历史上西夏王朝的文献极其稀缺，这一切都构成了黑城学诱人的学术魅力，也恰好体现了它不同于以汉文为主要记载形式并且是活文字的敦煌学(也包括甲骨学、简牍学)的最大学术特色。
第二，黑水城文献与敦煌文书虽然在文字载体的书写材料方面都是使用纸张，但二者作为代表性的版本形式和装帧形式明显不同，体现了不同的时代特色。例如在近代五大新材料体系中文献的形成方式和版本形式方面，殷虚甲骨文的形成方式是锲刻，汉晋简牍的形成方式是在竹木扳条上书写，敦煌文书和内阁大库档案绝大部分或大部分是手写本，极少或很少是刻本印本，尤其是敦煌文书，其具有特点的代表性形式是在纸上书写的写本。黑水城文献的特点则是印本，虽然它也包含有相当数量的写本，而且是最具价值的部分，但它与其他四大新材料相比较而具有的独特之点就是印本数量所占比例最高，印本为主且种类繁多(有木刻印本、活字印本等，活字印本中又有木活字印本和泥活字印本等)，是黑水城文献最鲜明的的特点之一。再如装帧形式，殷虚甲骨文多是以单件龟甲和兽骨为文献单位，汉晋简牍现在所能看到的虽是单片木简而原本多是编连成册，敦煌文书虽然有卷轴装、龙鳞装、梵夹装、经折装、蝴蝶装、线装等各种形式，但代表性的形式是卷轴装等。而黑水城文献代表性的装帧形式则是成熟的线装，并出现了后来长期不知其名的缝缋装。近代出土发现的新材料几乎包含了有关古籍版本的各种主要装帧形式，至少其中成熟的线装和缝绩装就是由黑水城文献提供的。可以这样说，在文献载体、版本装帧形式等方面，黑水城文献较之于敦煌文书具有自己鲜明的时代特色。
三、敦煌学对黑水城文献研究的意义
敦煌文书发现于1900年，黑水城文献发现于1908年，黑水城文献仅比敦煌文书晚了八年，两者基本上属于同时发现。但百年之中敦煌学很快风靡全球，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黑水城文献的研究却步履蹒跚，起步早而发展慢、影响小，直至上世纪90年代前后特别是随着《俄藏黑水城文献》的陆续出版才渐入佳境。两门几乎同时发现的大宗文献，其学术命运竟形成了如此巨大的时代落差。黑水城文献研究的滞后，固然是黑城学的不幸，但也意味着它是一方值得继续开垦和精耕细作的学术沃土，它的未来充满了学术生机。黑城学也正好可以借鉴敦煌学百年来的经验教训，利用自己的后发优势，将黑城学研究的学术水平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笔者以为，敦煌学对黑水城文献研究的意义至少可以体现在以下两点：
(一)敦煌学的学术成就和学科建设对黑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在近代五大新发现材料中，殷墟甲骨文、汉晋简牍和内阁大库档案三大材料主要部分收藏在国内，敦煌文书和黑水城文献两大材料的主要部分收藏在国外。因此，就新材料的收藏分布而言，黑水城文献和敦煌文书具有明显的国际性，殷墟甲骨文、汉晋简牍和内阁大库档案则不具备这个特点。由此围绕五大新材料而形成的各个专门学问也形成了两大分野：黑城学(包括西夏学)和敦煌学因为文献材料收藏的主体在国外，从事研究的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因此学科的国际属性色彩比较浓厚；而甲骨学、简牍学和内阁大库档案学因为文献材料收藏的主体在国内，从事研究的主要人员是中国人，其学科的国内属性比较典型。
黑城学(包括西夏学)和敦煌学尽管都是文献主体庋藏于海外，学科的国际影响巨大，学术研究的国际化程度高，但二者在学科规模、学术成就和学术影响方面却不可等量齐观、同日而语。敦煌学被称之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黑城学则显然不能如是说，其学术成就显然不能望敦煌学之项背。不过，敦煌学的学术成就可在两个方面对黑城学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是敦煌学构筑了一个近代罕有的中西互动的、共同的学术平台，促进了中西学术平台的国际接轨。我们知道，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传统文化学术走向近代化的重要转折时期。这一时期，面对西方世界铺天盖地、风靡华夏的欧风美雨，中国传统的文化学术基本上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二者完全处于一种不对称的地位。由于时代使然，中国传统的文化学术只能选择走向近代的转型与改造之途，中西文化在总体上不可能旗鼓相当，不可能有对等的学术平台。但是，敦煌文书的发现及其主要部分流落国外，一方面刺激了中国知识界，触动了知识分子的悲情意识，唤醒和强化了知识界维护发掘祖国文化遗产的学术自觉，于是就有了“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的浩叹、19世纪20年代阻止斯文赫定单独前往西北地区的探险、并最后组成了“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行动；另一方面，敦煌文书分布的国际性特点和中外学者共同感兴趣的资料和论题，又为中西学者提供了双方互动的共同材料、共同话语、共同平台，从而在中西文化总体不对称、不对等的大背景之下，却在敦煌学这一狭小领域和局部环境之内营造了一个中西文化相对平等、可以互动、伯仲之间的学术平台。这不仅
在近代新出五大新材料形成的新领域、新学问中绝无仅有，而且在整个近代中国学术领域中也属凤毛麟角，非常罕见。这不能不说是我国近代学术史上一个生动独特的学术奇观，从而使敦煌学在学科如林的中国学术界脱颖而出，率先实现了与国际学术平台的对接。
二是敦煌学推动了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化进程，为中国传统学术向近代化的转型创造了一个成功的学科实例。说到近代五大新发现材料形成的学科对中国近代学术史的贡献，可以说敦煌学是最成功的学科，但不是贡献最大的学科，贡献最大的学科应该首推甲骨学。因为甲骨学，确切地说是王国维通过甲骨文的实证研究，印证了《史记·殷本纪》有关商史资料的基本可信，揭示了殷商历史的客观存在，从而“发现了一个时代”，这不仅在甚嚣尘上的疑古思潮中振聋发聩，扭转乾坤，而且开启了将“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二重证据法”的实践先河和最成功的范例，其文化意义和学术贡献不言而喻。但是，由于甲骨文释读的困难，社会内容资料的单薄，甲骨学研究的门槛过高，障碍过多，挖掘难度过大，这毫无疑问限制了学者的参与程度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因此甲骨学的学术贡献巨大而社会影响有限。它在学科建设层面上对中国学术史的影响，对中国传统学术近代化的影响显然不及敦煌学。敦煌学与甲骨学相比恰巧具备资料齐全、内容丰富(包括语言文字、文学、宗教、史地、艺术、科技、医学等)、便于释读的天然优势，既有利于较多学者的参与，形成学科规模优势，又容易引起大众关注，容易成为“显学”。敦煌学在成为“显学”的过程中，也的确发挥了对整个学术界乃至社会的影响带动效应，它所倡导和实践的学术理念(重视新材料、重视考古材料、重视中西文化交流等)、学术方法(重视“二重证据法”、重视国际交流等)在中国学术界无疑发挥了持续而重要的影响。可以说，敦煌学通过自身实践，不仅直接推动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下的金石、博物之学提升到了近代的形而上的学理之学，而且也间接促进了整个中国学术的近代化转型，在中国近代化诸学科中起到了先锋前卫作用，成为中国学术近代化的一个侧影和成功典型。
(二)敦煌学研究方法的成熟经验对提高黑城学的整体水平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黑城学研究目前存在的问题，一是整体研究力量偏小，相对于敦煌学尤其突出。二是研究力量失衡，国外主要集中在俄罗斯和日本，国内长期以来主要集中在北京和宁夏等地区，尤其是宁夏，以至给人的印象似乎西夏学只是宁夏的地域之学、地方之学，作为黑水城文献之乡的内蒙古很少有人涉猎研究，这种情况只是在近年才有所改变。三是研究成果的不平衡也比较突出，整个20世纪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西夏的语言文字方面。这种状况直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俄藏黑水城文献》的陆续出版才逐渐得到改变；非西夏文材料的研究成果日益增多，其中汉文文献的研究更获得长足进步。四是重整理而轻研究，出版的资料很多，而深入的研究较少，甚至是低水平地重复出版。因为缺乏深入的研究，以至有些出版的资料书籍在体现学术水平的文献定名方面要么错误百出，要么过于简单，失去定名的意义。五是整体研究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就笔者比较熟悉的汉文文献研究而言，与敦煌学比较，在大致相同或类似的文献研究方面，黑城学的研究水平要明显落后于敦煌学。例如对文书的录文校对，敦煌学界早已形成一套通行的整理规范，既注意做到科学准确，也注意吸收并尊重前人成果。但这套整理规范对黑城学界的不少人显得非常生疏，或文字只有释录而无校注，或利用别人已有释录却不加以任何说明。再如学风空疏，空洞的研究多于具体的考证，有些研究貌似宏观，实质上空洞元物或空话连篇，重复率太高。这与敦煌学界的细密具体相去甚远。
黑城学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不止于以上五个方面，这里只是粗略罗列一二，希望引起同行的注意。以上存在的问题对于敦煌学界来说基本上早已解决，但对黑城学界来说目前还有不少问题仍在重复。黑城学在这一方面应该向敦煌学界学习，借鉴敦煌学界已有的经验教训，避免敦煌学界曾经走过的弯路，将敦煌学界行之有效的一整套文献整理的方法，包括文书的缀合、录文、校注、辨伪、定名、考证等原则做法统统拿来为我所用。敦煌学所走过的历程有些是不可逾越的阶段(例如从个案研究走向层次研究、类别研究，从具体研究走向整体研究、关联研究等)，有些则是应避免的弯路(例如录文校注的失范等)。黑城学只要认真借鉴和吸收敦煌学的已有经验和理路，充分发挥自己的后发优势(目前黑城学三大收藏资料的绝大部分已经出版公布，其中《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还是彩色印刷，这对研究极为有利)，就一定能够迎头赶上，缩短与敦煌学的差距，创造自己的学术辉煌。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责任编辑：赵仁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