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前，香港已进入“后政改时期”，政改失败需要检讨原因，也需要提出后政改时期的治港新思路。应当看到，“一国两制”方针、中央坚持以基本法为基础的依法治港方略、香港主流民意支持基本法秩序内的普选改革及聚焦发展经济民生的正当意志等都是香港后政改时期重建自我和重建与中央互信互动关系的可靠资本。有效改进香港管治需正确认识基本法的国家建构智慧，全面准确理解和把握香港的行政主导制，从理论和实践上高度重视和优化中央的适度管治责任与特首责任的协同原理与制度机制。
〔关键词〕
后政改时期；香港；“一国两制”；基本法；行政主导制；边疆治理
〔中图分类号〕D676.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6）02-0105-09
2015年6月18日，香港立法会就特区政府提交的政改法案投票表决，以8比28遭到否决，绝大部分建制派议员因程序失误没有投票。投票结果意味着香港政改闯关失败，政改“五步曲”在第三步被否决，香港进入“后政改时期”。政改失败需要进行原因检讨，也需要提出针对后政改时期的治港新分析与新思路。
一、从政改失败中寻求治港新思路
政改闯关失败有着复杂的内外原因，就内部而言，政治相互猜疑和社会阶层矛盾是不可回避的现实。为此，后政改时期的中央治港方略应在延续既有管治经验的同时有所创新突破。具体要点如下：
第一，突出基本法的宪制权威及不可动摇性。基本法是香港繁荣稳定的法治基石，也是央港关系互动调适的最权威法律框架，不可轻易修改或轻言修改，要坚决反击香港反对派借助修法议题动摇这一法律秩序的运动。修改基本法在目前政治环境下亦不利于香港繁荣稳定和高度自治。
第二，重申中央支持基本法秩序下的普选目标不动摇，重申重启政改的政治条件和法律基础，合法合情合理说明中央的法治立场和政治利益关切点，使得香港社会对民主化仍然保持价值认同与进取预期，团结凝聚香港大部分人心。
第三，维持对香港各项经济优惠安排，继续以繁荣稳定的事实反击反对派的各种攻击和国际上的猜疑。
第四，在国家“十三五”规划与“一带一路”战略中适度突出香港的优势和角色，鼓励港人信心，以空间换时间，逐步增强香港经济及香港民心对于中国整体的向心力与融合度。
第五，加快研拟“一国两制”与基本法框架下香港青年参军、考公务员、出任外交官及内地体制内各种技术性职位的制度机制，将“行政吸纳政治”的经验复制到中央吸收香港精英并建立其稳定政治认同的框架内，逐步弱化对“一国两制”过度形式化理解与贯彻所带来的香港青年与内地的“政治隔离”状态。
第六，鼓励内地优质国企或民企吸纳香港青年创业和就业，设置专门项目和计划，与特区政府就业保障框架适度对接。
第七，支持特区政府在后政改期间聚集经济民生的实际政策举措，逐步缓和香港阶层矛盾和贫富差距。
“一国两制”下的新香港要告别许多，重建许多，不是一日一时可成。政改闯关失败只是个案性失败，“一国两制”与基本法仍在，政改“五步曲”程序仍在，香港主流民意支持基本法秩序内的普选改革及聚焦发展经济民生的正当意志仍在，中央坚持以基本法为基础的依法治港方略仍在，这些都是香港后政改时期重建自我和重建与中央互信互动关系的可靠资本。勿使政改失败之“一叶”障目而不见了一国两制的“泰山”之壮观气象与宏阔前景。摆脱迷思与任性，找回信心与信任，新香港的意义与优势依然可期。
二、 聚焦经济民生的社会重建意义
否决政改后的香港虽不时仍有“本土派”与爱国爱港力量的冲突，比如2016年春节旺角发生的暴乱事件，〔1〕但总体上表现相对平静，政府高官、智库及一般民众开始就经济民生发展达成基本的公共政策共识。梁振英特首就职时将经济民生诸项指标作为重要施政承诺，但绵延而激烈的政改冲突打乱了这一施政进程，对香港经济调整与民生改善造成一定不利影响。尽管代价相对高昂，但政改冲突是基本法实施与香港社会民主发展不可避免的一个特定阶段，既不必过分苛责，亦不必过分流连。理智而勤勉的香港人需要珍惜经历千难万险获得的聚焦经济民生的新共识。
事实上，聚焦经济民生有助于香港社会重建，逐步修复裂痕与伤痛，凝聚共识与新力量，从而为未来政改之路准备更适当的政治社会条件。
（一）香港经济急需升级
香港经济的“亚洲四小龙”时代已经终结，香港人必须从经济优越性的旧梦中苏醒，面向国家“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寻求香港经济新的增长点与创新空间。随着香港的GDP相继被内地一线城市超越以及内地创新发展与自贸区体系化的深入，香港经济的区域中心地位岌岌可危。梁振英特首要求立法会加开会议审议通过创科局拨款及主动访京寻求香港参与国家经济战略之重大机遇，代表了特区政府及管治精英的一般性共识，即香港再也等不起了，必须奋起直追，利用剩余优势实现香港经济的再造。
政治的归政治，经济的归经济。香港的经济战略决策与发展模式必须遵循最基本的经济规律，不能沉浸旧梦，孤芳自赏，也不能受政治捆绑。在经济全球化、区域化日益明显的格局下，香港必须在经济体系归属上有新的定位。美国重返亚太的影响主要集中于政治和军事，且遭遇到中国崛起的有力抵制，形成中美亚太力量格局的再平衡。由于经济相对衰落及国内民主“否决机制”等因素，美国主导的TPP很难成为亚洲经济的整合性力量。
从现实来看，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等区域经济新秩序有巨大的投资和发展空间，香港作为中国特别行政区有着巨大的发展参与机会。梁振英特首定位这种机会为“超级联系人”，并非虚言。然而，如果香港因为政治绑架经济，导致再次错失参与这一经济新秩序的机会，则“超级联系人”地位恐被新加坡等经济体甚至内地自贸区所替代。短期内香港仍然具有“超级联系人”的相对优势，内地一线城市的经济成熟度与治理成熟度尚存差距，然而长期来看这一差距在不断弥合，香港当居危思危，抓住机遇，完成经济升级改造。融入，还是排斥，决定的不是内地的经济命运，而是香港的经济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