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对其他党派（包括国民党）采取独立、排他的政治策略。随后，中共对以国民党为主的民主革命党派的政策发生了调整，逐步转变为联合与合作的政治策略。这一策略的转变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共产国际关于世界革命策略的重点转移和马林对中国革命所做的调查；二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进行的初步探索。
关键词：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政治策略
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4）04—0104—03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党派策略主要是指从1921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到1923年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中国共产党对其他党派实行的政治策略。中共“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自成立起就主张对其他党派采取不与联系的态度，持“独立的”政策。中共原希望通过领导工人阶级斗争的方式，完成其关于改造中国政治和经济的伟大构想。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逐渐改变了这一独立的、客观排他的政策。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中共正式宣布将“一大”确立的党派策略变更为联合各民主党派和团体，自此以后中共积极谋求同各民主党派建立统一的联合战线。在中共“三大”上以决议案的方式规定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开展实际工作，至此中共对其他党派的策略实现了根本的转变，由排斥到联合，再到加入国民党与之合作。这一策略的转变受到了共产国际战略转移和国际代表马林的影响，还与中共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积极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密不可分。
一、共产国际革命策略的转移
共产国际是1919年列宁创建的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该组织根据世界革命形势制定战略，并进行相应的战略调整，其对各国共产主义运动起着决定性的指导作用。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与共产国际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中共所制定的一切政策都与共产国际的战略分不开。从1919年到1922年，共产国际针对世界革命形势的变化调整其革命战略。它由最初确定的无产阶级直接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的策略，转变为支援殖民地无产阶级、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的策略。
十月革命以后，红色浪潮席卷了整个欧洲。1919年3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认为此时正是“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的时代”，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马上夺取政权，“必须同彻头彻尾的资本走狗以及扼杀共产主义革命的刽子手（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所充当的角色）决裂”[1]。
为加速革命进程，共产国际于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把殖民地半殖民的民族运动纳入世界革命体系。此时共产国际本着殖民地的分离是加速世界革命胜利的意愿，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东方殖民地运动上，尤其是中国的民主主义运动。而这一政策的实施对初生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无疑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它确立了共产党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目标和方式，尤其对国内其他党派政策实施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后不久，世界革命形势急剧转变，甚至在会议期间，革命的旗帜就已经出现了动摇的迹象。直至1921年6月第三次代表大会，革命的烈火不但没有像共产国际所预想的那样在全世界范围内燃烧起来，甚至还有被扑灭的苗头。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浪潮遭到各国资产阶级的残酷镇压，被共产国际看好的一系列革命运动“既没有冲垮世界资本主义，也没有冲垮欧洲资本主义”[2]，从此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进入低潮。此时资本主义各国对苏俄的军事进攻并未摧毁苏维埃政权，东方的民族运动恰恰活跃起来，殖民地各国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的政党和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开始对其革命策略进行审慎修订。1921年6月，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承认“世界革命并不是一个直线向前发展的过程。……帝国主义时期将转变为一个漫长的社会革命时代”[2]。兴起的殖民地运动被共产国际看作是“独立的、积极的革命因素”[3]。在世界革命的突破口还没有出现之前，共产国际对于殖民地民族运动，尤其是对中国的政治动态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其突出表现在共产国际二大《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上，这一提纲成为中国共产党转变其独立政策为联合其他民主党派政策的指导性文件。
1922年1月，共产国际邀请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多个代表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大会。萨法洛夫发表关于《共产党人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的立场及其民族革命政党的合作》的报告，明确指出共产党应支持民主运动，强调“领导中国南方政府的国民党是个革命的民主的政党”[4]，共产党和国民党应彼此了解和信任，携手共同推翻“督军”的统治。大会为迷茫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革命的首要任务，还确立了进行革命联合各民主党派，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由于共产国际关于世界革命策略的重点转移，直接影响到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策略的实施。自参加远东大会的代表把国民革命的精神传达到党内后，中共开始全面分析国内局势及当时的各党派，从中甄选出具有民主性质的组织，并积极准备与之联合。1922年6月中共《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的发表标志着中共对其他党派的政策开始由成立之初的“独立政策”转变为选择性的“联合政策”。
二、马林在中共与其他党派间的斡旋
在影响中国共产党制定党派政策方面，有一个不可忽略的人物——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共产国际二大五次会议上，他根据自己领导爪哇革命运动的实际经验，提出与革命的民族主义分子合作的必要性。马林于1921年4月前往中国，7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马林直接参与了中共党纲的制定及组织纪律的讨论等具体工作，对中共革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满怀希望的马林自6月至12月在北京、上海等地进行考察，最后他得出结论：中国“目前时期没有一个发展了的阶级能够担负政治领导”[5]。但12月当他在南方与当地国民党接触后，他改变了上述悲观的想法，不再认为中国革命的前景是暗淡的，相反他认为在南方是大有可为的，而且必然成功。通过在广西与孙中山的会面，在广州、汕头等地短期考察，马林总结了他对国民党的认识：国民党内部上到领袖孙中山，下到党员都有共产主义倾向，孙中山本人就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大部分国民党党员因早年跟随孙中山革命“接触了社会主义”，也可称之为社会主义者；国民党的官员和青年军官对俄国革命抱有极大的兴趣，士兵接受俄国革命方面的政治宣传；国民党支持工会，支持工人罢工。马林认为国民党在香港海员大罢工中充当了领导者的角色。据马林给国际执委会的报告称，在香港海员罢工期间，仅广州、汕头、香港三地约有一万两千名海员加入国民党。在马林看来，“引导广州已经组织起来的工人与职工国际发生联系，……是可能的”[5]。
最关键的一点是通过与孙中山的谈话，马林获得了他最想得到的重要信息，那就是孙中山不反对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宣传共产主义，孙中山还同意与苏联建立非官方联系。此时的马林更加坚定了共产党联合国民党的初衷，他打算报告给共产国际并付诸实施。所以1922年4月底，在马林即将回国的时候他给上海共产党人的建议是“改变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并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因为这是“获得通向南方工人和士兵的更方便的门径”[5]。由于马林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更进一步推动了中共对国民党政策的转变。
三、中共对革命形势的认识和对其他党派态度的变化
中国共产党对其他党派所采取的策略除受到共产国际和马林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外，更重要的是其基于自身对革命形势的认识和对革命理论的实践。
1921年，中共“一大”明确规定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手段是阶级斗争，依靠的力量是无产阶级。中共早期的工作重心是发展工会、组织工人、向工人灌输阶级意识。随着中共的成长和其对革命形势的判断，其革命的首要目标不是打倒资产阶级，而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统治。远东民族代表大会后，共产党在党内达成进行国民革命的共识。5月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会议上，中共首次提出青年团的政治目标是“铲除武人政治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5]。为扩大革命势力，中国共产党对当时各党派和革命团体进行了细致划分。通过对各党派的奋斗历史、革命纲领等的评析，共产党认定只有国民党最具革命精神，是一直为人民利益奋斗的党。自此，中共确立了“对于民主革命的政党，则应取援助的态度”[5]。6月15日中共《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公开发表，正式提出无产阶级任务是“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6]。《主张》评价国民党是全国唯一“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党派”[6]。同时决定将“邀请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6]。该文发表以后，中共开始积极谋求同国民党的联系，把《主张》印刷成若干小册子分送给孙中山和国民党要人，表示积极联合的愿望。《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的发表标志着共产党正式改变了对其他党派的独立政策，开始转为联合的策略。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召开，明确当时任务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6]。为此，中共将“先行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适宜地点开一代表会议，互商如何加邀其他各革新团体”，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并在8月西湖会议上决定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党内合作的方式与国民党开始联合。中共的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等做表率，先后加入国民党，积极参与国民党改进、改组事宜。
1923年，中共“三大”以决议案的方式，确立了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与之合作。此后中共按照这种方式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筹办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协助国民党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揭开了国共两党历史上第一次合作的序幕。
通过共产国际的指导和马林在两党间的斡旋，中共在总结历史、分析国情的基础上，深化了对国民党的认识，完全摒弃了其“一大”时采取的与其他党派不发生关系的政策，逐渐转变为个别党员加入国民党，与之合作共同进行反帝反封的国民革命的策略。中共成立初期，通过对以国民党为主要对象的各民主党派进行政治策略的调整，逐渐建立起广泛的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积极促进了国共两党的关系，促进了国共两党合作，进而促进了国民革命的兴起。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G].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2]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编辑委员会.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1921年6月～7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3]列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4]乌传衮，骊宝华.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纪事（1917.11～1973.7）[M].合肥：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1985.
[5]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6]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书：“二大”和“三大”[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Abstract：Reasons of CPC changing the political strategy to other parties at the early stage：One is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on the focus of the world revolution strategy transfer and marin on surve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The second i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early use of marxist theory of preliminary probe into the basic problem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Key words：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The kuomintang （KMT）；Political strate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