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共建党90年来，在对美政党的交往上，先是与美共携手，后因中苏论战，弃美共连美革共、美共（马列）等极“左”派别，又在“文革”结束后终结与美国各个极“左”派别的关系再与美共复交，如今同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建立高层对话机制。90多年来中共对美政党交往的变迁启示我们：中共要坚持不成为“国际共运中心”、不当社会主义国家的“头”；中美党际交往在任何时候都要遵循“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四原则的铁律；中美党际交往要摒弃用意识形态来界定交往对象，只有求同存异，才能共谋发展。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美国各共产主义政党；政党交往
〔中图分类号〕D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187-（2012）03-0047-06
中国共产党建党90多年来，在对美的政党交往上几经变迁。回顾和检视这些历史变迁，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对促进中美党际关系发展、推动两国关系发展颇有裨益。
一、20世纪60年代之前，中共与美共的交往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后，在对美的政党交往上，首先与美国共产党建立联系。在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前，两党关系始终非常友好。
美国共产党始建于1919年，比中共建立早两年。美共、中共成立之后都成为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受当年共产国际的影响，中共建立后就同美共关系很好，甚至美共成为中共在美国早期发展党员的摇篮。当时，美共内部有一个直属美共中央领导的机构——中国局，1927年来自清华大学的施滉当选中国局首任书记。中国局是美洲成立的第一个中国人的共产党组织，是中共在美国发展党员的总部。当时，美共是公开的，中国局则是秘密的，在美国的中共党员对外都以美共党员的身份活动。中国局成立后，在组织美国华侨、发展党员、资助中共、支援中国国内革命和建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做出很大贡献，而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美共的支持和帮助。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美共也不断声援和支持中共，甚至还派遣一些美共党员来华工作，如迈克斯•格兰尼奇夫妇、李敦白、玛尼亚•吕思•艾琳等等。新中国成立后，美共除向中共提供美国国内的最新形势的信息之外〔1〕，还在党刊《政治事务》月刊上不时载文声援中共。如1950年第12期载文《中国、朝鲜为和平而战》、1951年第8期载文《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30年》、《打败华尔街傀儡蒋介石》、1951年第10期载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周年》、1954年第10期载文《中国和我们民族的利益》……〔2〕从这些文章的标题上，我们就可以看出美共对中共的支持立场。
对于美共早年的帮助，中共心怀感激之情。中国局的同志在美国活动期间，都要积极配合和参加美共所领导的日常工作和政治活动，甚至在美共党内斗争方面，中国局的同志不仅参加而且也同美共中央保持一致立场。中共决定让中国局的同志回国工作时，事先也要征求美共的意见。如1946年中国局原书记徐永煐能回国工作，就是“遵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和美共中央的批准离美返国。”〔3〕对于美共在抗日战争期间对中共的声援和支持，毛主席在1937年6月给时任美共总书记白劳德的信中致过谢。信中写到：“美国共产党和美国人民大众深切关心着中国的反日斗争，而曾多方援助我们。这使我们感觉到，我们的斗争绝不是孤立的，我们从国外得到英勇的援助，同时我们觉得，当我们获得胜利的时候，这胜利会给美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以很多帮助。”〔4〕新中国成立后，正如毛主席信中所说，中共也为美共提供多方帮助。这些帮助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美共在国内遭受的压迫进行声援；二是邀请美共领导人来华疗养；三是对美共有过间接的资金援助。〔5〕
中共同美共的关系从1960年的布加勒斯特会议开始由好变坏。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美共代表即后来的美共主席伊丽莎白•葛莱•弗林在和平问题上指名批评中共。同年，在莫斯科召开的81党会议上，弗林再次同苏共保持一致立场攻击中共。1963年1月9日，美共发表《古巴危机与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的声明，对中共进行公开批评，两党关系恶化。针对美共声明，1963年3月8日中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评美国共产党声明》一文，对美共展开反击。1964年，两党互相联系一次：9月6日中共中央发唁电对美共主席弗林的病逝表示哀悼；9月29日美共总书记霍尔致电祝贺新中国成立15周年，10月4日《人民日报》全文播发了霍尔的贺电。从1964年11月起，两党中断联系。
从中共、美共在1965年之前的交往来看，两党的远近亲疏也反应了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分合合。在中美两党之间，始终有一个党在其中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这就是苏共。中美两党的亲疏远近与苏共有直接关系。当年，在苏共操控下的共产国际实际上是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总指挥部。同时受控于共产国际的中共、美共在共产国际的作用下志同道合、相互帮助。新中国成立后，苏共在国际共运中仍以大党主义指挥着包括中共、美共在内的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在受苏共援助的情况下，中共和美共仍能相互声援，互相支持。但是在中共与苏共分庭抗礼、在社会主义阵营分裂的过程中，美共选择了苏共，抛弃了中共，导致中美两党关系断裂。而中共在这场分裂中，形成了与苏共相抗衡的另一个新的世界革命中心，因此中共与美共的断裂也标志着当年的中共与以苏共领导的传统共产党的断裂。受当时极“左”理论路线的影响，在国内中共发动了为期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在国际上中共则迅速与世界各个极“左”党派、激进组织建立联系，组建新的世界革命中心。
二、20世纪60年代之后，中共与美国极“左”派别和激进组织的交往在中苏两党进行“马列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大论战的过程中，不仅造成了中共、美共两党关系断裂，也致使美共党内出现大分裂的情况，一些新的极“左”党派和激进组织在美国出现并迅速聚集在中共周围，同中共的关系密切起来。这些新的极“左”党派和激进组织大体上分两类：一类是在中苏两党大论战公开后，从美国共产党内部分化出来（或者仍然留在党内）的一些人组成的，如“锤与钢”（1961年）、“争取成立美国马列主义政党特别委员会”（1962年）、“进步劳工运动”（1962年）；一类是20世纪60年代末在美国学生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高潮中涌现出来的，如旧金山“湾区革命联盟”（1968年）、“芝加哥革命联盟”（1969年）、“十月同盟（马列）”（1970年）、“革命联盟”（1971年）等等。这两类组织成立之初都赞成中共当时的主张，同中共的关系都非常友好，美国学者将这些组织统称为“毛主义”派别〔6〕。
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1963年中共同美共关系恶化之后，中共与上述第一类组织的关系逐渐升温。1963年9月1日，“锤与钢”的领导人霍默•蔡斯在接受美国记者的单独采访时，公开表明该党反对苏共和美共、支持中共。他说：“我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小学生，也是斯大林的小学生。……我能同所有国家的受到赫鲁晓夫攻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当然包括中国的伟大的党——联在一起，感到很骄傲。”〔7〕1965年“争取成立马列主义党特别委员会”发表公开声明指出该组织是“由一批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世界观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组成的。我们的成员有的在美国共产党党内，有的在党外。”〔8〕同年3月，在苏共召开莫斯科会议之前，该组织还同“锤与钢”发表联合声明谴责苏共的这次会议。〔9〕反对苏共、将美共看作“修正主义”正是当时中共的立场。196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发动后，“争取成立马列主义党特别委员会”、“进步劳工党”等组织纷纷在其党报、党刊上发表声明支持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认为世界革命和反帝的中心已经从苏联转移到中国，批评美共和苏共是修正主义。〔11〕受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激励”和“鼓舞”，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地极“左”党派和激进组织迅速聚集在中共周围。1970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在对美国新左派组织的调查报告中曾指出：最近在旧金山成立的所谓“红卫兵”，最初共有会员二十五人（据说最近已增为五十人，另有同情者一百人左右），以便与美国其他团体建立关系。1971年12月，包括美国全国黑人学生联合会、纽约马列主义学习集体、第三世界妇女联盟、种族团结党、十月同盟（马列）等在内的美国16个支持中国搞“文化大革命”的激进组织组团来华访问，由歇莱尔•希尔和杰里•董率领，周恩来总理、耿飚（中联部部长）、江青、姚文元会见了该团。〔12〕该代表团到北京、延安、上海等地进行了参观访问。这些极“左”党派和激进组织的成员在美国都“与美国政府对着干，造反精神很强，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大洋彼岸的‘红卫兵大学生’”。在思想上，“他们有时显得比我国当时的政策都‘左’”〔13〕。
20世纪70年代之后，上述第一类组织不断分化分裂、瓦解甚至消失，中共同第二类组织的交往逐渐密切起来。第二类组织在70年代之后，最终合并改组为两个马列主义革命共产党：美国革命共产党、美国共产党（马列）。美国革命共产党的前身是成立于1968年的“湾区革命联盟”，1971年该组织改称“革命联盟”，主要领导人是莱贝尔•伯格曼、鲍伯•阿瓦基安、巴里•格林伯格。1975年“革命联盟”改称“革命共产党”，阿瓦基安任主席至今。美国共产党（马列）的前身是成立于1972年的“十月同盟（马列）”，1977年，十月同盟（马列）和10个马列主义小组建立了美国共产党（马列），党主席是克朗斯基、副主席是艾琳•克莱尔。无论是美革共和美共（马列），他们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义为指导思想，赞成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将苏共和美共看作“修正主义”，在“文革”期间同中共的关系都非常密切。除了在中国国庆和中共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发来贺电之外，都曾多次组团访华。1971—1973年，美革共的前身“革命联盟”曾两度组团访华，周恩来总理、耿飚部长（中联部）都曾会见过该团。〔14〕1972—1980年，美共（马列）率团七次访华，期间受到中共的热情接待，华国锋、邓小平都曾会见过其代表团。〔15〕
总的来看，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后特别是“文革”期间，中共同美国极“左”党派和激进组织的交往成为中共对美政党交往的重点。从当时接待来访代表团的规格和人员来看，中共非常重视同这些极“左”党派的交往。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中共当时已经成为与苏共分庭抗礼的另一个世界革命中心的领导者，并且中共对这种领导角色非但不排斥而且有期望长期担任。在当时极“左”理论的指导下，中共非但希望中国能长期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道路，而且也希望美国这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能通过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方式走上类似中国的革命道路，因此中共才会同美国这些极“左”党派和激进组织加强来往。
三、“文革”结束后，中共与美国极“左”派别断绝来往，与美共复交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中共与美国极“左”派别关系的分水岭，也是与世界各国“毛主义”派别的分水岭。“文革”中，中共与美国的各支“毛派”关系密切，“文革”结束后，因对“文革”的不同评价，美国各支“毛派”相继同中共分道扬镳，其中以美革共和美共（马列）为代表。美革共和美共（马列）在中国的“文革”结束之后，内部就是否继续与中共来往发生了分歧，导致两党内部各自的分裂，一些党员纷纷退党另立党派。分裂后的美革共反对中共现政权，认为中国发生了修正主义政变并且现政权正在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1978年新中国国庆之后，该党同中共断绝往来。如今该党在美国仍然存在并继续活动，并且偶尔对中共的执政有所批评。美共（马列）与美革共不同的地方在于“文革”结束后并没有马上与中共断交，该党支持华国锋，赞同中共打倒“四人帮”。〔16〕但是该党不能接受中共摒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不能接受中共实行改革开放政策。1978年6月该党在芝加哥召开成立一周年庆祝会上，其主席克朗斯基对其党员和参会者说：“不进行阶级斗争，我们党就没有存在的理由。”〔17〕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该党同中共关系逐渐冷淡。1982年，该党解散，中共与之关系自然中断。
就在美共（马列）解散的1982年，同中共关系冰封多年的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向中方发出了改善关系的信号。受苏共影响的美共在1987年初表示愿意同中共改善关系。1988年，美共总书记霍尔率团抵京访问。这次破冰之旅标志着中共、美共两党关系恢复。如今，中共同美共进行党际关系的正常化交往。2010年5月美共29大召开时，中共发电祝贺。2011年中共成立90周年，美共在其网站和党刊《政治事务》网站上大篇幅转载胡锦涛总书记7•1讲话，对中共90年的历程和取得的成就进行全面报道。〔18〕
“文革”结束后，中共同美国“毛派”断交、同美共复交，不仅是中共在理论上纠“左”防右的结果，也是美共在理论上逐渐成熟和对美国现状清醒认识的结果。正是中美两党对自身理论的反思和对各自国情的正确认识，才导致两党关系的复合。如今，中美两党都在有自身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探索各自的社会主义新路。①
四、如今在同美共保持正常交往的同时，中共开始同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正式交往2010年之前，中共的对美政党交往只限于共产党之间的党际交往。而2010年，中共则开启了同美国资产阶级的两大主流政党（民主党、共和党）交往的大幕。2010年3月30日至4月2日，美国民主、共和两党联合率团访华，标志着中共与两党机制化交往的正式开启。访华期间，习近平副主席、原中联部部长戴秉国分别会见该团，并开启了首届中美执政党高层对话论坛，为中美政党交往、国家交往搭建一个新平台，开辟两国外交之外的一个新渠道，这无论是对中共还是对美国民主、共和两党而言都是一个突破。对中共而言，在理论上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在实践上突破了对美政党交往90年的一个禁区——开始与美国资产阶级政党建立正式的党际关系。对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来说，这种党际交往也是一次实践上的创新，因为“自建党以来，两大政党的活动一般仅限于美国本土，基本上不与外国政党直接接触，更没有与外国政党建立党际关系的传统。”〔19〕可见，中美执政党之间党际交往的始建对发展中美政党交往、推进中美两国关系、促进中美两国民众的相互了解等方面具有重要而深远意义。鉴于此，2010年12月2-3日，第二届中美政党高层对话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中美执政党一年内实现两次直接的高层对话，可见中美双方对这一交流平台的重视。
当然，中共同美国资产阶级政党（民主党、共和党）和共产主义政党（美共）交往的侧重点是不同的，正如中联部副部长艾平所指出：“我们跟共和党、民主党交往更多的是在如何加强相互了解、推动两个国家关系发展等方面，跟美共，我们更多的是理论上的一些探讨，（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美国的政治经济形势、中国的发展有些什么问题。”中联部发言人黄华光说：“中共不会跟美共讨论如何进行武装起义这类问题。”〔20〕可见，中共同美国民主、共和两大执政党交往是从执政党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与美共交往是从有共同志向的友党角度来考虑问题。这表明中共从一个革命党到执政党、再到领导改革开放的党自身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党际交往的对象和视野也与时俱进，更加广阔和包容。可预见的是，未来中共在对美政党交往上，仍然会坚持不同非法政党和极端政党交往，在保持同美共交往的基础上，加大同美国民主、共和两大执政党的交往。
五、中共对美政党交往的启示
中共建党90多年来，在对美政党交往上，先是与美共携手，后因中苏论战，弃美共连美革共、美共（马列）等“毛主义”派别，又在“文革”结束后终结与美国各“毛主义”派别的关系再与美共复交，如今同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建立高层对话机制。90多年来中共对美政党交往的几经变迁带给我们如下启示：
1.中共要坚持不成为“国际共运中心”、不当社会主义国家的“头”。中共对美政党90年的交往是国际共运潮起潮落的一个缩影。在20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了两个世界革命中心、两个领导者：一个是苏共，一个是中共。当年在苏共的操控下，共产国际、共产党工人党情
①2005年美共现任主席萨姆•韦伯在纽约左派论坛上做了《反思社会主义》的演讲，后来这篇论文成为韦伯主要思想的代表作。在文中，韦伯倡导要走“有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报局相继建立，领导、援助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同时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也要听命于这些机构，实际上就是听命于苏共。中共和美共当年都是听命于苏共的两个党，苏共成为两党之间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因此才有两党在中苏论战前的亲密友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苏论战，国际共运出现了大分裂、大改组，中共成为与苏共分庭抗礼的另一个世界革命中心和领导者。受中苏论战的影响，中共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越来越极端，最终酿成了国内十年“文革”的惨剧。与此同时，在国际上，中共在60年代后也帮助一批新成立的马列主义共产党〔21〕，如让马来西亚共产党和印尼共产党在中国华南建立电台广播〔22〕。在极“左”理论的影响下，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一些极“左”派和激进组织聚集在中共周围，成为中共的密友。苏联解体，国际共运陷入低潮，中国民众也从“文革”中那些目眩神迷的岁月中清醒过来，包括中共、美共在内的世界各国共产党都在反思国际共运的经验教训、反思社会主义，于是中美共产党之间才有了“建设各具特色社会主义”的共识，中美两党复交，中共也终结了与美国各支“毛派”的关系。历史表明：任何一个想成为国际共运中心、国际共运领导者的政党最终都没有好的结果。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23〕苏联解体之后，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再次成为国际共运的中心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者，对此邓小平同志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24〕如今在中国国际地位迅速提升、综合国力大大提高的情况下，一些意气用事的网民对中国“不扛旗、不当头”的思想提出了质疑，希望中国能再次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者、成为国际共运的中心。〔25〕这种想法值得我们警惕。如今，我们不能因为中国国际地位拉升、综合国力提高就忘记历史教训。中国越是发展，中共作为执政党就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在国际上坚持不扛旗、不当头。……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国际社会对我国的期待会日益增多，在这种情况下还要不要坚持这个方针？答案是肯定的，没有任何理由改变这个方针。”〔26〕
2.中美党际交往在任何时候都要遵循“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四原则，这是铁律。中共对美政党交往的90多年里，无论是中共还是美国各支共产党，都不同程度违反了这一规律。在苏共领导国际共运的时代，中共、美共都不同程度地受过苏共帮助，在接受苏共帮助的同时，中共和美共也都部分丧失了自身的独立自主。特别是美共，在苏联解体之前一直受苏共操控，在接受来自“莫斯科黄金”的同时美共也丧失了自身独立自主的权利、丧失了独立探索美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屡次良机，甚至屡次党内斗争的胜负都最终由苏共来决定〔27〕，苏共还培植美共部分党员成为自己的情报间谍〔28〕。正是在苏共的影响下，美共在中苏论战中才一味反对中共，又在中苏两党关系缓和之后同中共复交。丧失独立自主的美共多年来不分国情地在理论和实践上照搬“苏联模式”，致使党内屡次出现分裂，党员锐减，影响力小，国内声望低，被美国国民长期耻笑为“苏联代理人”。到苏联解体之后，苏共消失，美共才真正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才真正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独立自主的探索，才有了如今的具有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共在中苏论战中，尽管自身独立自主的权利得到强化，但在成为另一个世界革命中心之后，中共也在不同程度上帮助和扶持包括美国各支“毛派”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等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世界各国“毛派”因此分化、分裂甚至消失，它们与中共相继中断联系，并不同程度地攻击中共，昔日朋友转而变成了敌人。这样的结果固然与这些“毛派”僵化的理论有直接关系，但也是中共当年违背党际交往原则的苦果。可见，党际交往的这四原则是铁律，无论是中共还是其他政党在任何时候都要遵循。
3.中美党际交往要摒弃用意识形态来界定交往对象，只有求同存异，才能共谋发展。
中美之间的党际交往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要受到国际共运大趋势的影响。在20世纪的国际共运大潮中，中美之间的党际交往主要在中共与美国共产党、工人党之间进行，在意识形态划线的时代，中共同美国资产阶级政党均不发生联系。如今，国际共运新特点不断涌现，全球化不断演进，作为执政党的中共要想更科学、更长久执政，需要摒弃以意识形态界定党际交往对象的做法，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强同资产阶级政党特别是执政党之间的交往，超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的差异，求同存异，共谋发展。这对中共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也是颇有裨益的。
总的来看，中共对美政党交往的90多年，是一个从意识形态划分敌友、到以极端理论划分敌友、再到以超越意识形态、共谋发展的理念来建立党际交往的不断审视和超越自己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共产党的不断与时俱进和理性成熟。未来，只要中国共产党能继续保持对世情、国情、党情的准确判断，能继续准确认识自身变化，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在推动中美党际交往、推动中美两国交往、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诸方面做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威廉 •泽•福斯特.福斯特同志给毛泽东同志的信〔N〕.人民日报，1959-02-02.
〔2〕Political Affairs, 1950-1954.
〔3〕外交部档案馆提供的《徐永煐同志在美国的活动情况》，转引徐永煐儿子徐绥之的博客：徐永煐生平年表（2）（1925—1946），http://kui-shi.blog.hexun.com/9113246_d.html（2010年6月21日）.
〔4〕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103.
〔5〕刘雅贤.美国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演变述略〔J〕.中共党史研究，2010,(8).
〔6〕 Harvey Klehr. Far Left of Center: The American Radical Left Today, New Brunswick(U.S.A.) and Oxford(U.K.), 1988.
〔7〕美报报道.美《锤与钢》杂志负责人蔡斯对记者发表谈话〔N〕.参考消息，1963-09-04.
〔8〕美“争取成立马列主义党特别委员会”发表声明〔N〕.参考消息，1965-12-28.
〔9〕美刊报道.美“锤与钢”等组织发表联合声明谴责苏领导人召开三月会议 号召美国人民起来反对美帝侵略并摧毁修正主义〔N〕.参考消息，1965-03-15.
〔10〕人民日报，1966-06-01，1967-03-07.
〔11〕美反战运动风起云涌 黑豹党活动最力〔N〕.参考消息，1970-07-06.
〔12〕人民日报，1971-12-29.
〔13〕谭毅挺.大洋彼岸的“红卫兵大学生”〔J〕.百年潮，2002,(12).
〔14〕刘雅贤.美国革命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演变〔J〕.科学社会主义，2008,(5).
〔15〕刘雅贤.美国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演变述略〔J〕.中共党史研究，2010，(8).
〔16〕人民日报，1977-06-11.
〔17〕人民日报，1978-06-30.
〔18〕From feudalism to socialism, China celebrates CPC 90th anniversary, /data/thread/1011/2720/70/29/9_1.html,2010-12-08.
〔26〕温家宝.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N〕.人民日报，2007-02-27.
〔27〕苏共二十大与美共党内的分裂〔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1).
〔28〕【美】约翰•厄尔•海因斯,哈维•克莱尔.维诺那计划：前苏联间谍揭秘〔M〕.吴妍妍,吴锡林译，北京：群众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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