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1973年第二次复出到1992年的19年晚年岁月中，邓小平无论在主持全国党政军工作期间，还是处在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地位之后，在数次面临着事关个人荣辱得失的关键时刻，总是从党和国家的前途和长治久安出发，勇于担当，义无反顾，高风亮节，为立党为公作了最好的诠释。
[关键词]晚年邓小平 立党为公 实践
立党为公，勇于担当，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属性的必然要求。在邓小平1973年第二次复出到1992年的晚年岁月中，在数次事关个人前途命運的关键时刻，他义无反顾，高风亮节，无私无畏，为立党为公作了最好的诠释。
一、“文化大革命”后期，邓小平在坚持“文革”的理论和实践还是坚决纠“文革”错误的两难选择中，他毅然选择了后者
“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对这场“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1]p12运动有所反思，并向全党发出了“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2]p376的号召。为此，他于1973年初重新起用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倒的邓小平。1975年1月，在党的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接着召开的四届人大上，邓小平当选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年逾七旬的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开始主持党中央全面工作。
1.敢不敢纠正“文革”的错误实践是邓小平主持党中央工作的最大挑战
受命于危难之间的邓小平面临着异常严峻的形势。第一，经济状况再度走低。铁路交通严重堵塞，工农业生产骤然下降。许多企业处于半瘫痪状态，工业生产明显下降。与1973年相比，1974年全国工农业生产总产值计划增长7.1%，实际仅增长1.4%。钢产量下降410万吨，原煤产量下降400万吨，棉纱产量下降16.4万吨。第二，全国政治局面动荡。“九一三事件”后一大批重新出来工作的老干部，被“四人帮”再次打倒和靠边站了；一些地方和单位因派系斗争和武斗现象死灰复燃，又陷入了瘫痪状态。第三，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疯狂干扰。邓小平的强势复出，被“四人帮”视为他们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江青等依仗自己的特殊身份，接二连三地对邓小平恶意发难。1974年3月，为阻止邓小平出任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出席联合国大会，他们大闹政治局会议。1974年10月，为阻止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他们派王洪文到长沙毛泽东处“恶人先告状”。1975年初，他们利用毛泽东号召全党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之机，叫嚣“经验主义是当前的大敌”，指桑骂槐，借此攻击具有丰富经验的邓小平。1975年9月，江青利用毛泽东评《水浒》几句话，诬蔑邓小平是“投降派”，要架空“主席”。这些给邓小平主持全国的工作制造了重重障碍。尤其是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情有独钟，始终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1]p17。把“文化大革命“看作他一生中干的两件大事之一[2]p402（另一件大事是建立了新中国），神圣不可侵犯。毛泽东对“文革”的反思，只是针对一些具体错误和具体做法。实践证明，“文革”的理论和实践“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1]p17。邓小平主持工作面临的诸多障碍，其根本原因就是“文革”作祟。要实现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就必须彻底否定“文革”的理论和实践；而要彻底否定“文革”的理论和实践，就面临被再次打倒的危险。这些都使邓小平难以两全毛泽东对他提出的治国安邦要求。
2.邓小平毅然选择了“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的1975年全国整顿
受命危难间的邓小平“置个人荣辱安危于度外，冒着再一次被打倒的风险”[3]，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4]p1003的大整顿。首先，他以党的整顿为核心，强调“敢”字当头。他针对很多地方党组织不敢抓生产，不敢碰破坏安定团结的帮派分子，怕被戴上反对“文革”帽子而不敢大胆工作的现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有的人怕字当头，不敢办事，不敢讲话，怕讲错了挨批。共产党员为什么怕？为什么不敢讲话？为什么不敢负责任？”鼓励大家“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5]p35。在他的倡导下，敢想、敢说、敢为在全国各级党组织和工矿企业蔚然成风，为全面整顿打下了思想基础。其次，坚决落实毛泽东“以安定为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以铁路整顿为突破口，对工业、农业、军队、科技文教等各方面进行全面整顿。全面整顿使全国政治经济形势有了明显好转。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迅速转向回升，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了11.9%，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3.1%，工业总产值增长15.5%。粮食产量达到5690亿斤，比上年增加3.36%；钢产量2390万吨，增长13.16%；原煤4.82亿吨，增长16.71%；原油7706万吨，增长18.83%；发电量1958亿度，增长17.39%；铁路货物量8.9亿吨，增长12.99%。全年财政收入达到815.6亿元，比上年增长4.1%。科学、教育、文艺等领域开始打破严重沉寂混乱的局面，出现了新气象。各级党的领导得到加强，全国的社会秩序逐渐趋向安定团结。整顿带来的明显变化，使长期遭受“文化大革命”苦难的广大干部群众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
邓小平领导的1975年的整顿，必然触及“文革”许多错误实践，这就不能不逐渐发展成为对这些错误政策和理论进行比较系统的纠正。“四人帮”利用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1]p17。整顿被迫中断，邓小平也因此被再次打倒。但他领导的整顿顺乎党心，合乎民意。一是进一步推动和启发全国人民对“文革”进行反思，促使了支持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四五运动”的爆发，为加速“文革”结束、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二是整顿的业绩和他在整顿中表现出来的风骨，赢得了党心、军心、民心[3]，为他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打下了雄厚的群众基础；三是充分展示了他立党为公、无私无畏的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怀。
二、粉碎“四人帮”初期，邓小平在拥护“两个凡是”就能顺利官复原职，反对“两个凡是”则个人前途未卜两选中，果断地选择了后者
1976年10月，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全党的意志，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当时的中国，万机待理，百废待兴，而从摆脱“文革”理论的束缚和实践中走出来，实现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是重中之重。邓小平复出与否成为当时能否解放思想的最鲜明的标志之一。但再次打倒邓小平是当时政治局“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议”[6]p255作出的决议，在当时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还没从对毛泽东的崇拜中解放出来的情境下，邓小平能不能官复原职，既取决于以华国锋为首的新的党中央的态度，更取决于邓小平对新的党中央的有没有“配合”的态度。
1.恢复邓小平的职务要在维护毛泽东形象的前提下进行，于是有了“两个凡是”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当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宣布要请邓小平出来工作”[7]p255。他强调，邓小平的复出要等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华国锋也试图结束“文革”造成的混乱，但他无力解决既要彻底清除“文革”的错误，又要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的问题，以为既然要继承毛泽东的遗志，就不能否定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和实践。他说，“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8]p410。“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中，是坚定地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2]p410，要以肯定毛泽东正确，不能损害毛泽东的形象为前提。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提出著名的“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的出笼，不仅给恢复邓小平的职务设置了最大障碍，更为急需解放思想、冲破“左”倾束缚的全国人民上了一个紧箍咒。
2.邓小平置个人复出于不顾，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两个凡是”
邓小平或者同意“两个凡是”，检讨自己的所谓“错误”，换来尽快复职；或者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勇敢地向“两个凡是”挑战，这样可能导致复出遥遥无期。在再次事关自己政治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尚未复出的邓小平，于1977年4月10日和5月24日两次致信党中央，旗帜鲜明地指出：“‘两个凡是’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4]p155首先，他将自己的复出与否置之度外，明确说：“‘两个凡是’不行，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9]p122“如果按照‘两个凡是’我就不能出来工作，更不用谈别的问题了。”[10]p9在邓小平心中，这“别的问题”即全党能不能从长期的“左”倾思维中，特别是“文革”的理论和实践中走出来，解放思想，实现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引领中国走进新时期，比他个人复出更为重要。其次，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两个凡是”的实质。他说：“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5]p38并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5]p39“两个凡是”的实质就是抛弃了实事求是，将毛泽东思想教条化、绝对化、庸俗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所说：“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头等重要的问题。邓小平同志以他的远见卓识、丰富政治经验、高超领导艺术，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旗帜鲜明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支持和领导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动各方面的拨乱反正，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事关个人得失的抉择中，邓小平又一次体现了立党为公的情怀。
三、退休前，邓小平站在党和国家大局的立场上，数次婉拒让他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请求，率先垂范，带头退休
“历史上，无论是哪个时代，哪个社会，领导层的变动几乎总是伴随着冲突、斗争和激烈的对抗，有时甚至更糟糕。”[11]p436改革开放前中国事实上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使中央高层在交接班中危机重重。晚年邓小平以伟大政治家的深谋远虑和忧患意识，从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出发，以建立退休制度为突破口，率先垂范，带头退休，解决了长期困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
1.再三拒绝全党希望他出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请求
1975年，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取代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恼羞成怒的王洪文“十年后再看”的叫嚣一直深刻地烙在邓小平的脑海中。当时邓小平不无忧虑地对李先念说：“从年龄上我们是斗不过他们的。”[5]p280粉碎“四人帮”后，他从党和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考虑到及早培养接班人的紧迫性。他说：“‘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出来后，就注意这个问题。我们发现靠我们这老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于是我们推荐别的人，真正要找第三代。”[10]p380他数次坚决地拒绝了全党让他出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请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事实上奠定了他在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中核心地位，有鉴于此，全党同志希望他出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他毅然拒绝了。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变动华国锋职务的时候，邓小平又拒绝了全会让他担任党的最高领导人的请求，而是推举了胡耀邦。在1989年政治风波中，邓小平与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力挽狂澜后，他再次婉拒了广大党员干部让他出任党的最高领导人的要求。他说“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5]p397。他说：“现在看起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国家和党不利，有一天就会很危险。国际上好多国家把对华政策放在我是不是病倒了或者死去了上面。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如果个人的因素影響到局势的稳定， 影响到事情的健康发展，解决起来就会发生困难。”他还说：“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我认为，过分夸大个人的作用是不对的。人总是要死的，哪一天我不在了，好像中国就丢了灵魂，这种看法不好。”他认为“现在退比发生了事情退或者在职位上去世有利”。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建立退休制度”[10]p5。
2.积极倡导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并率先垂范身体力行
为了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邓小平煞费苦心。第一，积极倡导推动。1979年11月2日，邓小平正式提出了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主张。1980年2月下旬，在邓小平的大力倡议下，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根据邓小平的建议，1980年4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丧失工作能力的老同志不当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决定》。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重要讲话时强调：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关键要健全干部的相关制度，对各级各类干部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5]p331。1982年2月20日，中共中央颁发的《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对主要领导干部的任职年限作了规定。党的十二大修改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也作了相关规定。1982年底，我国颁布的宪法作出明确规定：国家主席、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等国家领导人，每届任期五年，连续任职均不得超过两届。至此，干部退休制度正式确立，领导职务终身制被彻底废止，实现了我国干部制度改革的重大突破。第二，身体力行带头退休。他说：“为了做个榜样我也应该这样做。”[12]p376他第三次复出后，就多次提出退休的要求。在1980年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他辞去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1987年在党的十三大上，他主动辞去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以江泽民总书记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后，邓小平十三届五中全会上辞去了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正是在邓小平的积极倡导、带头退休的推动下，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老同志在身体尚好的情况下，自觉地退休或退居二线，为年富力强的同志走向前台提供了机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领袖中，在享有崇高威望，且身体健康、思维清晰，又处于领导集体核心的状况下主动交权离职，邓小平是第一人。邓小平的壮举不仅解决了长期困扰社会主义国家中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也为彻底解决中共高层领导集体平稳代际交接班，实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作出了重要贡献。邓小平这一壮举“为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发挥了决定性作用”[13]p13。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晚年邓小平每每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时刻，都能够舍己为公，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其立党为公的伟大实践，为他在1977年7月第三次复出时在十届三中全会上这段振聋发聩的讲话作了最好的诠释：“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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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 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