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在越正面对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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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线清军的洗牌

法国兵爆破镇南关工事,消息传到北京城,慈禧太后大怒。1885年3月21日,清廷发布上谕,革去潘鼎新和王德榜的广西巡抚和广西提督之职,接任者分别是李秉衡和苏元春。但由于电报线只通到广州,而去越南的路又是关山重重,所以这份上谕要在路上奔波一个月后才能送到前线将领的手中,而在这一个月里,局势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此时的广西已是人心惶惶,从前线溃散下来的军队没有了军官的纪律约束,趁机在龙州等地大肆劫掠,沿江自南宁、梧州、浔州至桂林省纷纷告急请兵,南宁戒严。

与此同时,一支又一支的清军援军从各地往镇南关集结,共60多个营30000余人。各军将领经过协商,公推年纪最大、资历最深、人脉最厚的冯子材为这支军队的最高指挥(作为曾长期担任广西提督的本地人,又有屡次入越剿匪和各军协同作战经验的冯子材也实在是能让各军将领服气的不二人选)。经过整顿,队伍精简成了48营,剩下的军饷用于提高杀敌的赏格,此举使得清军原本低落的士气有所提高。

鉴于镇南关城墙工事已被尼格里下属爆破得一个不剩,冯子材将防线设在镇南关后4公里的关前隘。此处地势险要,大青山和凤尾山从东西两边夹着不足1公里宽的隘口,惟一的通道是一条不足2丈宽的羊肠土路,易守难攻。冯子材遂命令在这道隘口上修筑了一道长1.5公里、高2米余、宽1米余的土石长墙工事,墙上布满用于观察和射击的小孔,墙外挖4尺宽、5尺深的堑壕。

另外,在东西两边大青山和凤尾山等制高点上赶修了炮台和炮垒,并在长墙工事后500米处又增设了一道土墙工事,万一长墙工事被突破,土墙工事也好成为第二道防线继续组织抵抗。

有鉴于法军炮火的优势,之前的历次战斗中清军的士气往往都是在猛烈的炮击下崩溃的。因此,冯子材比较重视士兵在猛烈炮火下的生存能力问题,在长墙工事内隔一段距离就修有一座地堡,总共修起了数百座。一旦法国人发起炮击,清军士兵就立刻藏身到这些地堡来躲避恐怖的炮火,一旦炮击结束,也可以迅速地从地堡中冲出进入长墙工事防御法国人的步兵攻击。最后在大青山及一旁延伸出的小青山上修筑了5座炮垒,充作长墙工事的火力屏障。

有充足的兵力,就能在防线的部署上面面俱到。9营的萃军被部署到了长墙工事后作为正面防御力量,而在他们的身后是王孝祺的8个营的淮军;王德榜的10个营恪靖定边军被部署到了左翼的油隘,右翼的扣波则布置着另外5个营萃军,苏元春的18个营的桂军驻扎在关前隘后5里的幕府作为后队,另外在凭祥留着12个营作为预备队。无论法军攻打哪一点,都容易受到其余各点清军的夹击,后路也容易被截断。

冯子材在最危险的第一线放上自己的萃军,而将战斗力最强的淮军放在第二线。如此这般既显示了冯子材对友军的照顾,又能保障战线的稳定。因为将精锐主力放在二线,那么在一线不保的时候,战斗力较强的淮军在二线尚能组织起新的抵抗,对军心也能起到稳定的作用。

镇南关—临洮大捷

清军在镇南关的动作使得退守文渊等待和平的尼格里发现中国人还不想和谈,还是想打一仗。但此时法军主力已经被波里耶抽调到了西线而无法回援,最明智的做法应该是放弃过于突前的文渊而撤回谅山固守,但这样将更让中国人觉得法军“软弱可欺”,为了场面和脸面,尼格里只能硬着头皮依靠手中的2137人来组织新的攻势。

1885年3月23日黎明,尼格里率军进抵已是一片废墟的镇南关旧城。但由于大雾弥漫,能见度十分有限,行动失去了快速性和突然性,惟有强攻。

尼格里将攻击矛头指向大小青山方向,士气高昂的法军一鼓作气拿下了清军部署在那里的5座炮垒中的3座,并立即依托炮垒架起火炮开始轰击清军的长墙工事。坚守长墙的萃军阵地一时间出现了动摇。冯子材见状亲自带兵压阵,制止住部队的骚动,拔出佩刀一连劈了好几个逃兵的脑袋,终于稳住了长墙一线的防御。

二线的潘鼎新和王孝琪部的淮军也在此时赶到长墙补防。而周围的苏元春、蒋宗汉、方友升等部闻讯也向长墙工事靠拢,同时王德榜部也开始对法军后路的补给线展开逆袭,法军的攻势受到阻滞,直到傍晚,尼格里在得到4人阵亡、25人受伤、弹药所剩不多的报告后下令部队停止进攻,来日再战。

23日的战斗之惨烈完全超出了冯子材的预料,其麾下的萃军承受了法军大部分的炮火,伤亡极大,若非淮军及时赶到压阵,萃军极有可能当场崩溃,长墙工事也是百孔千疮。如果大小青山上的最后2座炮垒也失守,那么北宁和谅山的悲剧又将在镇南关上演。当夜,有人提出连夜放弃镇南关,退往龙州重新组织防线,但冯子材严辞否决,并向后方各路派出督战队,“有退者,无论何将遇何军,皆诛之”。

24日7时,赫本哲指挥东京步兵第1营600余人向大小青山方向出击,欲攻占在前一天的战斗中幸存的2座清军炮垒,但赫本哲部很快在密林中迷了路,而尼格里看到大小青山上攒动的人影以为赫本哲已经得手,于是下令发起冲锋。冲锋号一响起,3个营千余名法军冲向清军阵地,战斗在一开始就呈白热化。战至15时,法军先头部队部分士兵终于冲到长墙根,开始攀墙而上,似乎长墙工事被突破只是个时间问题。

此时一个身影出现在了长墙上,时已年逾七旬的冯子材提着一支长矛高呼一声跃墙而下,跃入法军步兵队伍中开始白刃战,紧随冯子材之后的是他的三子冯向荣和五子冯向华。在统帅的鼓励下,长墙上的“先锋栅”豁然打开,大批的清军勇丁像潮水一般的从长墙汹涌而出。正在攀墙而上的法军步兵瞬间被清军的人潮淹没了,这些人无助地被中国人包围、下枪、俘虏,然后立刻被斩首,战局在这一瞬间被逆转。尼格里别无选择,只好下令撤退。

而就在3月23日,西线清军在临洮也击退了波里耶部1000 余人的进攻,虽然双方的伤亡数字都不大,但毕竟也是一场战术性的胜利,因此该次战役也被岑毓英以“临洮大捷”上报朝廷请赏。

第二次谅山大捷

尼格里收拾残部撤出战场后放弃了小而突前的孤立据点文渊,退守谅山,冯子材的30000清军也紧追不舍地追到了谅山。1885年3月28日,第二次谅山战斗打响。

冯子材计划以主力部队攻击谅山的北大门,而派曾三次随自己入越剿匪、对越地道路十分熟悉的副将杨瑞山所部4个营约2000人抄小路直接迂回到谅山脚下奇袭,以期迅速占领谅山。

尼格里决心坚守。因为如果谅山丢失,就意味着法军必须撤退到北宁才能找到相对坚固的防守地点,那么他的前任波里耶率军在北圻打出来的大好局面将被完全葬送。所以,他别无选择。冯子材对谅山北大门的正面攻击在法军猛烈的火力阻拦下收效甚微,28日当天,法军以3人阵亡、37人受伤、4人失踪的代价使得清军战场遗尸超过了1200具。虽然清军损失惨重,但是依旧向谅山北大门发动一波又一波的进攻。一般来说,这种攻击除了徒增伤亡外不大会取得什么像样的战果,但是胜利女神再度垂青清军——亲临前线压阵的尼格里被打伤了,一颗流弹打中了他的胸部,司令官重伤,立刻被抬下了火线救治,指挥权被交给了已经战败过一次的赫本哲中校。

赫本哲中校在先前的战斗中被清军一波波的进攻精神所慑,在谅山囤积的物资还能足够坚持5天

以上的情况下于3月28日夜发出命令:全军29日撤退!虽然重伤治疗中的尼格里听闻此事后坚决反对赫本哲的命令并在病床上向赫本哲发出最强烈的抗议,但一心想离开谅山的赫本哲不为所动。

收到撤退命令的法军开始销毁来不及带走的物资储备:30万银元的军饷、可能成为行军拖累的大炮和炮弹统统被丢进了红河中,但是其余的物资尤其是粮食还没来得及向红河倾倒,3月29日拂晓,清军杨瑞林部通过当地人指路,由一条人迹罕至的小径绕过了法军防线突然出现在谅山守军面前,早就归心似箭的赫本哲无心顾及剩下的物资,领4000余法军仓惶撤出谅山,顺带放弃了谷松和梅屯,一路向船头-郎甲方向撤退。而原本已经显出疲态的清军借着在谅山缴获的大批物资恢复了活力,得以继续对法军紧追不舍,在攻占了谅山后又迅速收复了被法军放弃的谷松和梅屯,前锋直逼郎甲。波里耶之前好不容易取得的战果在28、29日2天内被赫本哲丢得一干二净。

中法和谈

巴黎再次哗然,3月30日,此前一直作为茹费理内阁坚定支持者的共和国联盟、左翼共和派两大政治派系派出代表,要求茹费理以辞职来担负此事的责任。但是茹费理为了支援波里耶,仍然在当天向议会提交了一份追加200亿法郎军费的预算案。但是此时沸腾的反对党议员们再也坐不住了,在堂堂议会大堂里开始围攻茹费理,场面一度失去控制。反对党议员觉得茹费理太软弱,太优柔寡断,所以才让法兰西在北圻丢了脸,必须为此负责。

最终茹费理提出的这份议案赞成票只有149票,反对票却高达306票。茹费理当即率内阁全体成员前往总统府递交辞呈。

此时议会大楼外聚集着数万名巴黎市民,“打倒茹费理”的呼声久不息。

由于新内阁因为各派势力的扯皮而迟迟无法形成,所以已经全体辞职的茹费理内阁以“看守内阁”的身份继续执政,而收复了谅山却丢了澎湖的清廷也无意继续战争,所以在1885年4月4日,得到清政府授权的海关官员—英国人金登干和法国外交部政务司首席司长毕乐签订了中法停战议定书,规定即日起两国结束战争状态,开始和谈。经过近2个月的谈判,1885年6月9日,李鸿章和法国代表巴德诺在天津签署中法和约的正式文本《中法和平友好贸易条约》。

“此条约结束中法纠纷,并愿使其迅速遗忘,同时增进两国接触以加强并发展双方共同利益。”——巴德诺。

“愿中法两国今后友谊之强固有如夜雾消逝后之旭日。”—李鸿章。

笔者点评

很多人说洋务运动的“试金石”是中日甲午战争,而在笔者看来洋务运动的第一块“试金石”恰恰是中法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中国方面因制度落后而导致的反应迟钝、效率低下的弊端显露无遗,洋务运动虽然引进了不少西方的先进技术,但是落后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钳制了这些先进的技术发挥更大的作用。在闭关自守已不可能的情况下还试图保住一隅之地的封闭,结果是钱花了、人死了、大门终究还是被踹开了。

当然,“永无谬误”的朝廷自然不会承认是自己的失误造成这种结果,跟之前的失败一样,原因大多还是归咎于前线将领的无能、军士不能效死命之类的说辞上,北圻战场每一次的战败失利,都会附带着一位或者几位前指挥官的落马,北宁惨败锁拿了徐延旭和唐炯、正法了赵沃;谅山失守后撤掉了潘鼎新和王德榜,好像只需要撤换一批无能的,换上一批知兵的,就会扭转乾坤,反败为胜一般。如此,真正失败的根源却隐藏在背地里偷偷嘲笑着当事者的愚蠢和无知。

责任编辑:安翠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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