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发生的历史条件，在于春秋时期为之奠定了人才和思想资源两大基础。其产生既是当时时代的需要，也是中国古典文化首次大展现。为后世文化的发展，树立了光辉榜样。
关键词：《六经》；孔子；庠序之教；诸子百家；以古鳢今
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前221年）出现了一次举世闻名的“百家争鸣”文化灿烂局面，这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辉煌的一页。《辞海》对此的解释是：百家争鸣是“战国时期学术界互相辩争的风气，是当时社会变革和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对当时文化学术发展有极大的推动作用”。这不仅是对战国“百家争鸣”的“解释”，也是对它的评价，而这样的评价似乎并不恰当。应该说，战国“百家争鸣”不是一时凭空出现的“风气”，不仅是“当时社会变革和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也不仅“对当时文化学术发展有极大的推动作用”，而是中国古典文化的首次历史大展现，中国文化史上的伟大创举，其形成源远流长，成果丰硕，影响深远，对两千多年来中国文化的发展有极大的推动，堪称文化发展的光辉典范。战国时期，学术领域“百家争鸣”的出现，绝非偶然，夏商周三代，尤其在东周春秋时期，为之奠定了两个并重且不可分离的历史基础：人才和思想资源。
一、“百家”人才的培育
“百家争鸣”首先需有“百家”的出现。“百家”是指诸多颇具相当学识而又各有一定理念的个人或群体。他们因其所获得的知识不同，思想观点各异，人以群分，形成许多不同的“家”，即现代所说的学派，因称“诸子百家”，这是“争鸣”的前提。如果没有这些“学富五车”的“诸子”和不同理念的“百家”，何人相争，以何而鸣，首先必须有人才。人才不是从天而降，而是经过一定的教育方式和途径培育出来的。故此，有必要先从产生“诸子”的教育说起。
教育的载体主要是学校，学校之兴，据传始于虞舜时代，各代有不同的名称，如庠、序、学、校等。《礼记·王制》云：“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膨，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西郊。”孟子之说则异，他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时代久远，这些说法迄今均无确切史料根据。《礼记》据传为“仲尼弟子及后学所记”，经考证系实为西汉戴德、戴圣叔侄根据周代所遗留下来的政教资料编纂而成。唐代孔颍达在为戴圣《小戴礼记》所作的“疏”中，对《礼记》总的看法是：“夏、商之礼绝灭无文以言，故据周礼有文者而言耳。”所谓“绝灭无文”，就是说，夏、商时代的有关文献史料并没有留传下来。孔子说夏商周三代政教制度是相因承袭的，至西周将前代口耳相传的史事和不成文的文化制度，用文字记载下来，故文献典籍具备，保留于周室，为孔子所见，不禁赞叹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其中包括在文化方面周代所建立较完备的教育体系及庠、序、校教育机构，成为古代教育模范。可以断定，西周时代即有学校，则是不必质疑的事实。孔颖达所谓“据周礼有文者而言耳”，意即《礼记》所云虞、夏、殷的庠、序教育体系，是戴圣按周代政教制度而描绘的。
学校的建立须有必备的条件，除校舍外，更重要的是书籍和教师。西周之能建立学校，是由于有了成熟的文字和积累的文书，这是此前所不具备的。远古时代“世犹淳质”，先民语言简单，更是没有文字，只是结绳记事。其后为了记事和彼此交流，开始用一些简单的符号以表示某种意思。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说：“上古简质，结绳未远，文章肇兴，书取足以达微隐通形名而已”。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属公元前五千至三千年的仰韶文化）出土的陶器，上面所刻画的种种并无规则记印，既不是图案，更不是花鸟鱼虫的绘画，或许是代表某种意义的符号，可能是最早文字的萌芽，不妨暂称之为“陶文”。传说中伏羲创制的八卦，也可能是代表一定意义的符号。《周易·系辞下》云：“古者，包牺氏（即伏羲）之王天下也，仰则观众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舆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八卦”显然还不是文字，更不是书籍。《左传》记载说，早在尧舜时代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种种典籍。孔安国在《尚书正义·尚书序》具体说：“伏羲、神农、皇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唐代史学家刘知几（661-721）《史通》袭其说，谓“案尧、舜相承，已见坟、典。”然而这些都是杳无可据的传说。故此，刘知几对传说又有所怀疑，说殷、周以前，“世犹淳质，文从简略，求诸备体，固以阙如”。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则以为，“左氏所谓《三坟》、《五典》，今不可知，未知即是其书否也。”也对传说的《三坟》《五典》是否有其书表示怀疑。不过，传说也不无源由，虽没有文字记录，但口耳传承会源源不断，在有文字后记录下来，也不过是片言只语。殷商时代虽有了文字——甲骨文，字形臻于成熟，但存留至今可见者，数量毕竟很少，也只是简单的话语记录，未见大块文章和著述。即或有书于竹帛者，因时间久远，多数难以保存下来，即或还有湮没于地下者，也尚待发掘，而今只能以出土的甲骨文为据。据此可知，由于文字和典籍的限制，殷商时期是否有创立学校的可能，尚难断定，在存留至今的西周以前上古时代的史料中，也未见到有关学校的可靠记录。到周代文字进一步发展丰富了，能将口耳相传的史实载下来，不仅镌刻于龟甲、竹简，更镌于钟鼎之上。龟甲、竹简、钟鼎质地较为坚硬，均易于保存，藏于周王宫内，故孔子可见。所以，西周有了创建学校的前提条件则是无疑的。
周代是由不同等级贵族统治的封建制度时代，贵族的统治地位世代相传，无论周天子（王）还是诸侯各国的级统治者及其子孙，需要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才能实施其对所属领土及庶民的政治管理，故须学习。毫无疑问，此时在庠、序学习的人只限于贵族。首先是周天子（王）和各国诸侯及其子孙，其次是辅佐他们的公卿、大夫，他们都要接受相当的教育，学习各种知识。例如周武王逝世后，其子成王年幼继位，乃以“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分别称“太保”“太师”，负责对成王进行必须的教育。王室如此，各诸侯国亦如此。故庠、序乃为王室和诸侯的高等学府。基层行政的“乡大夫之职，各掌乡之政教禁令”，亦设有学校，称“乡校”，大夫以下官员及一般庶民均可入乡校学习。相对于官府上层的庠、序而言，处于政体基层的“乡校”可能更多、更为普遍。各级学校的课程是礼、乐、射、御、书、数，是为“六艺”。任务是“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大子（即后世太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逋子，国之俊选，皆造焉。”庠、序、乡校所培育的人才概称为“士”，乡校学业优秀者，称为“秀士”，“升之司徒日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日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造士”即培养各类“士”之意。[后汉]郑玄注云：“造，成也，能习礼则为成士”。班固《白虎通》则谓，“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就是说“士”是办理具体事务的官员。这一套复杂的教育系统，都是自下而上为天子、各国诸侯培养治国人才“士”。
西周时期学校的任务，既然是培养执政官吏，学习内容则必须是适应于政治管理的需要，则以朝廷发布的文告及“先王诗书礼乐”等文籍为教材；也只有这些“教材”，没有固定的教科书，而“教材”全部掌握在官府的官吏手中，官府垄断了文化。学校还没有设置专职教师，而是“以吏为师”，或者说“官师为一”。所以章学诚说；“以吏为师，三代之旧法也”。“三代盛时，天下之学，无不以吏为师。”但又明确指出三代的“以吏为师”与后来秦始皇的“以吏为师”有根本区别，“秦人之悖于古者，禁《诗》《书》而仅以法律为师耳。”秦代为专制政体，其法律为专制统治的工具，故其教育与周代有根本区别。还须注意的是，在西周的教育体系中执行教育任务的，有“师”、“儒”两种人。《周礼·天官·太宰》云：“三日师，以贤得民。四日儒，以道得民。”唐代贾公彦解释说：“师，以贤得民者，谓诸侯已下，立教学之官为师氏，以有三德三行，使学子归之。故云以贤得民。民则学子是也”。“儒，以道得民者，诸侯师氏之下，又置一保民之官，不与天子保氏（太保）同名，故号日儒，掌养国子以道德，故云以道得民。民，亦谓学子也。”⑥所谓“学子”、“民”也就是培养中的“士”。周代“太师”与“太保”、“太傅”合为“三公”，是周王室承担教育且职位最高的官员。贾公彦解释说，各诸侯国与周王室略为不同，有师无保，是在师之下设“儒”，辅助“师”对学子进行道德教育。西周官府文献中的“儒”，成为各诸侯国的官员，却又不具独立身分，处于‘师’的辅助地位；无论“师”、“儒”都是官吏，故仍是“以吏为师”。专职教师是在东周时期才出现的。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将首都从位于西部的镐京（陕西长安附近）东迁至洛邑（洛阳），是为东周的开始，也可说大致是春秋时代（公元前770年-前476年）的开始。此后王（天子）室日益衰微，官师分离，原为官吏的“师”、“儒”相继从官府教育领域中分离出来，流入民间。章学诚说：“周衰官失，道行私习于师儒，于是始有失职之士，孟子所谓尚志者也。进不得享其恒业，退不得耕获其恒产，处世孤危，所由来也。”那些“失职之士”，为自身及家计，不得不分别从事社会各种独立的职业，其中有的继续从事于教育。再者，处于政体基层的“乡校”，其中不乏脱离官府，成为民间私塾，孔子（约前551-前479年）、墨子（约前468-前376年）等都是自设私塾，各以自己学识，社会道德理念和学术思想教育门徒，孔门弟子就有3000余人，成为日后儒家成员的主体。吏师分离，官私“乡校”的普及，因而造就的“士”必然很多。学而优秀上升为“秀士”、“选士”、“俊士”者毕竟是少数，大多数散于民间。史家说“士生三古而后”。所谓“三古”，《汉书·艺文志》云：“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孟康注：“伏羲为上古，文王为中古，孔子为下古。”此所谓“三古而后”，自然是战国时期。春秋时代教育发达，培养出人数众多人才，就是前面所说的“士”阶层的形成。有些学者认为春秋战国时代的“士”，是从贵族中没落而来的，此论还待考证。这些“士”有各自的学识才能，分为不同群体，构成不同的学派，“儒家”是这些新兴学派之一。由此可见，春秋时期教育的发展，学校的普及，为战国时期“百家”准备了人才。
二、《六经》：争鸣的思想资源
“百家争鸣”既是中国古典文化的展示，又是战国时期不同学术思想的交锋，而其思想资源都来自《六经》。《六经》又称《六艺》，它不同于前代传说的三皇、五帝之《坟》、《典》，而是春秋时期才具有的真实典籍，是将流传下来的各种文书分类整理而成，它包括《诗》《书》《易》《礼》《乐》《春秋》六部，儒家称之为《六经》。其中《乐》已失传（或云包涵在《诗》《礼》之中），后所见者实只《五经》。中国古典文化丰富多彩，举世辉煌，《六经》为其精核，内容博大精深，涉及自然、社会、历史、政治、文化、伦理道德、经济等诸领域，确有“道体无所不该，六艺足以尽之”之义，至今仍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整理这六部经典是一项重大工程，也是对中国文化的伟大贡献。近代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也意识到，包括《六经》在内的中国古代典籍是中国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这六经典大部分，即《诗》《书》《易》《春秋》，主要是孔子完成的，事实载在史册。可以说，没有孔子的贡献，也就没有《六经》的诞生。
《诗经》。诗本出于民歌，自古有之，《汉书·礼乐志》云：“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又云：“昔黄帝作《咸池》，颛顼作《六茎》，帝喾作《五英》，尧作《大章》，舜作《招》（招即韶），禹作《夏》……自夏以往，其流不可闻已（[唐]颜师古曰：“言歌颂皆亡也。”），《殷颂》犹有存者。”周民族祖先太王王季之时，已有《周南》《召南》这样的诗篇，周王室即派出采诗官从全国各地收集民间诗歌。孔子对《诗》意义评价很高，认为“不学诗，无以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周王室所收集民间诗歌数量很大，《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孔子阅读后感到芜杂无章，良莠不齐，加以鉴别、整理、提纯，“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属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传于后世，为历代学子必修的经典教材。《诗》分“风”、“雅”、“颂”三类。“风”是官府所采集于民间流传歌谣，所谓“风诗采之间里，敷奏登之庙堂”。这些歌谣有的是表达庶民的感情、愿望，有的是对统治者的歌颂和批评，朝廷藉此以了解民情。“若政遇醇和，则欢娱被于朝野；时当惨黩，亦怨刺形于咏歌。作之者所以畅怀舒愤，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雅”“颂”是具有政教性的诗，其中有叙述商周历史的内容，类似于“史诗”。
《书经》。即是《尚书》，西汉孔安国解释说：“以其上古之书，故谓之《尚书》”。原是虞、夏、商、周四代“先王”发布的政令、文告，“皆典、谟、训、诰、命之文。”以及誓、贡、簏等文献汇集。虞、夏时代尚无文字，其文献只可能是根据口耳流传下来的只言片语所作的记录，绝非如后代之文告。唐代刘知几云：“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夫其所录也，略举纲维，务在褒讳，寻其终始”，文言简约。这些历史档案都是“因事命篇，本无成法”，均收藏于周王室官府，由官吏掌管，所谓“官守其书”。春秋时代，“孔子观书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他阅读了这些文献，感到内容庞杂，文有重叠，亦有不可确信者，如《三坟》《五典》，于是分类加以甄别、整理、编纂。汉代孔安国说：孔子“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芟夷烦乱，翦截浮辞，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刘知几称《尚书》为“七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此所谓“七经”，是东汉簸纬学家将《孝经》列为经典，与原“六经”合为“七经”。又著“七纬”以相应，其中《尚书纬》云：“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说《尚书》原有3240篇，不知是否有所根据，也许是就西周时期所散存的文礼政教文献繁多而言，故云3240篇，然其中或有重复，孔子加以筛选，删彼存此，编纂成《尚书》是很可能的。这项工程，其弟子可能参与其事。
《易经》。相传《易》原为伏羲所作，周文王加以推演，故《易经》又称《周易》。魏晋间皇甫谧（215-282）云，“文王在菱里演六十四卦，著七八九六之爻，谓之《周易》”。章学诚也认为“文王自就八卦而系之辞，未尝与民同其忧患，故反复于处忧患之道，而要于无咎，非创制也。周武王既定天下，遂名《周易》”。此前东汉经学家郑玄（127-200）的解释是：“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孔子云：“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所谓“中古”即殷周之际的周文王时期。若孔子之说有据，则《周易》当为周文王所作。
《易经》或者说《周易》，是一部对自然现象变化认识的著作。唐代孔颖达说：“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白天地开辟，阴阳运行，寒暑迭来，日月更出，孚萌庶类，亭毒群品，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莫非资变化之力，换代之功。”孔子对《易》非常重视，他自己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章学诚袭《史记》之说，谓孔子“因见《周易》之于道法，美善无可复加，惧其久为失传，故作《彖》、《象》、《文言》诸传，以申其义蕴，所谓述而不作。”《易经》的“系辞”中确有许许多多孔子的言论，诸如：“古者，包糍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众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舆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古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唐代孔颖达等疏：‘成天下之事务也。’”“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乾坤其易之组邪。”“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等等。湖南马王堆汉墓帛书中，有许多孔子对《周易》的释义。《史记·孔子世家》注引《易·正义》曰：“夫子所作，统论一卦之义，或说其卦德，或说其卦义，或说其卦名。”大量史料证明，孔子对《周易》有较深的研究，应是勿须怀疑的事实。孔子将对《周易》的研究传其弟子商瞿，历经八代至汉武帝中大夫杨何。
《春秋》。“春秋”乃“历史”一辞的代称，“言春以包夏，举秋以兼冬”，表示年月递传。“周礼有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达四方之志。诸侯亦各有国史”。可知周代天子及诸侯各国都各编撰自己的历史。《墨子》曰：“吾见百国春秋”。各国历史名称不同，有的称《春秋》，有的名《志乘》（本为晋史之名称，后为地方志）、《纪年》、《祷杌》（“楚史”名称）不等，皆《春秋》之别名，“斯则春秋之目，事匪一家”。
孔子所撰之《春秋》为鲁国《春秋》，这是孔子晚年最后一部重要著作。明代王阳明认为，《春秋》“虽称孔子作之，其实皆鲁史之旧文”。此话虽不确切，但确有可能是孔子在原《鲁史》的基础上作大加增修。刘知几说：“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观周礼之旧法，遵鲁史之遗文，据行事，仍人道；就败事以明罚，因兴以立功；假日月而定历数，籍（同藉）通朝聘而正礼乐；微婉其说。志（一作隐）晦其文；为不刊之言，著将来之法，故能弥历千载，而其书独行。”《春秋序》云：“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籍，上以尊周公之道制，下以明将来之法”。汉代孔安国亦云：“先君孔子，生于周末，靓史籍之烦交，惧览之者不一，遂乃……约（删繁就简）史记而修《春秋》”。这些言论都表明孔子并不是撇开原《鲁史》而另立篇章。孔子所撰《春秋》采用编年体，“年则鲁君之年，月则周王之月”，表示尊周王为天下之宗主，全中国最高的领袖。其书叙述鲁隐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总共240余年的历史（公元前722-前481年）。孔子增修这部史书，不仅依据鲁国的史料，还广泛收集诸侯各国的史料。刘知几说：“又当春秋之世，诸侯国自有史。故孔子求众家史记，而得百二十国书。”又据北平黄氏《餔注》引《公羊传疏》云：“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则墨子言百国春秋，当即是书也。”孔子所撰《春秋》，所记述史事范围比原《鲁春秋》扩大了，包括当时许多诸侯国家的历史事件，实则为中国春秋时期的断代史。其文虽简略，却直书史实，褒贬分明，“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继《春秋》之后，又有《春秋左传》。《汉书·艺文志》云：左丘明看了孔子的《春秋》之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即今世所见之《春秋左传》（或简称《左传》）。左丘明何人，史家众说纷纭，而据《论语·公冶长》记孔子之言曰：“左丘明耻之，某亦耻之。”应该说左丘明至少是与孔子同时代的人。《春秋左传》的时段，起于隐公元年，迄哀公二十七年。其珍贵之处，在于将《春秋》所简记的史实，作详细的注释，或加点评。刘知几在《史通》中对该书予很高评价，称“盖《左氏》为书，叙事之最。”“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丘明之《传》，所有笔削及凡例，皆得周典传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书，将来之法，其长一也……其时于鲁文籍最备。丘明既躬为太史，博总群书，至如祷杌、纪年之流，《郑书》《晋志》之类，凡此诸籍，莫不毕睹。其《传》广包它国，每事皆详。其长二也。”“观《左传》之释经也，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而经有，或经阙而传存，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圣人之羽翮（he，羽茎），而述者之冠冕也”。其后战国时期，又有齐国之公羊高著《春秋公羊传》和鲁国之毂梁赤著《春秋毂梁传》。刘知几认为，“自古论史之烦省者，或以左氏为得，史公（司马迁）为次。”，《春秋》因有此“三传”，更具经典价值。
作为诸子百家思想资源者，还有《周礼》和《礼记》，虽皆非孔子所为，但亦与孔子有关。《周礼》是关于周朝政治制度，据《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及唐代贾公彦《序周礼兴废》称：《周礼》原为周初周公所作，“惟其未经行，故仅述大略，俟其临事而损益之”。“至于孔子更惰而定之时，已不具”。“而事之可考者，不过春秋以后”。这意味着孔子曾参与对《周礼》的“更惰”。《礼记》据《隋书·经籍志》云：汉初，河问献王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后为西汉戴德、戴圣叔侄删改，但记录了孔子的许多言论，著名的《大同篇》即载其中。
《六艺》初不尊称为“经”，儒家因“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以孔子为宗师，故尊奉“六艺”为经，所以说“六经之名，起于孔门弟子”。《六经》不仅是儒家的经典，也是战国整个“诸子百家”的思想资源。所谓“诸子”是指持不同学术和政治思想的个人或无形的群体，“百家”言其众多也，《汉书·艺文志》说：“凡诸子百八十九家”，称著于世者十家，即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而“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又指出：“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舆流裔。”故此，清代学者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中反复指出：“诸家本于六艺”；“战国之文，其源出于六艺”。“六经”（“六艺”）之大部分为孔子所审定，整理，故可以肯定，战国诸子百家，在思想资源方面，都受益与孔子。明朝王阳明谓：“孔子退修六籍（即六经），删繁就简，开示来学。”“开示来学”意为开启战国诸子百家的学说。
诸多史书阐明，战国诸子百家的产生及其思想资源，都取之于春秋时期所创造的文化经典，应该是不争的事实。但应看到战国的士子们，接受前代思想资源后，并不是照本宣科，固守先王之道，而是随时代变迁、自己的理解、社会的需要和自己的处境，从古代经典理论中，各取所需，加以发挥，各论短长，设塾授徒，甚至“争话于三皇五帝之书”，于是“处士横议，诸子纷纷，著书立说。”而自成一家之言。这方面史实，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有较详细叙述、分析，在此不必赘言。至于各家从那些经典吸取了什么理念，其议论是非、正谬，良莠不齐，对当时及后世影响如何等问题，须作专题研究，非本文所能及。应该指出的是，诸子百家并不都是代表某个阶级的利益和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
三、结语
战国“百家争鸣”所显示的学术思想是多方面的，包括对自然本质及其变化的认识，如名与实、一般与个别的区别等，均是自然科学和哲学的争论，对社会伦理关系的理解，又有对社会变革的种种议论，丰富绚丽，不是用“当时社会变革和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一句话所能概括的。把一切思想言论都加以阶级化，是绝对的错误。
“百家争鸣”就是思想言论自由，“诸子百家”学问各有专精，畅抒己见，说短论长，互争高下，明辨是非，在争鸣中寻求真理，不受政治的干扰，没有权威的裁判。历史证明，只有争鸣才能集思广益，才能辨别优劣，才能认识真理。马克思说人类进行两类生产，第一种生产是生活物质生产，第二种是“人”的生产，即繁衍后代。应该说还有第三种生产，即思想意识的“生产”，哲学、科学、文学等等为其产品。思想意识的生产，是人与其他生物的重大差别，同样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动力。在七国争雄不休、严重分裂的局面中，没有任何一支政治力量能干预全社会的言论，从而给诸子百家留下自由争鸣的政治空间，他们可以毫无顾虑尽情抒发自己种种见解，此其一。其二，长期战争，人民生命财产遭受难以数计损失，年年急切盼望和平，而只有统一和平才能到来，历史在等待某个强盛国家以理性来一统天下。如何停止战争，实行统一，是“诸子百家”所思考的课题，各抒己见，各尽其力，于是赋予有关的各个学派以极大的社会活动空间。以上就是百家得以自由争鸣的两种同时并具、缺一不可的时代社会背景，如果没有以上这两个条件，百家争鸣的出现是绝对不可能的。诸子百家的智慧和伟大成就，不是战国之后历代专制主义者所能泯灭的，所留给后世的宝贵思想财富，两千多年来世代承传不已，不仅有相当的历史价值，更有难以估量的现时价值，是对世界文化的重大贡献，对他们的思想遗产，迄今中外学者们一直还在孜孜不倦的研究。
百家争鸣的内容虽是多方面的，而在当时最紧要而众所关切的主题是和平；和平的前提是统一，没有统一的局面，和平不可能实现。关于战国时期和平与统一，当时主要有两种方式或途径：一是和平方式，孟子提出以仁义之政代替兼并战争。人们问道：“天下恶乎定（和平）？”孟子的回答是“定于一（统一）”，“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显然，在当时的确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二是战争方式，强大诸侯以武力征服、兼并其他诸侯。在战国这个“争于气力”的年代，这是惟一能被采取的途径。在兼并战争中，力图兼并其他诸侯的国家为加强自己的“气力”，必须做两方面的努力：对内实行政治改革，强化集权，积粮扩军，即所谓“农战”政策。对外加强外交，防止强强联合，实行“连横”策略，远交近攻，各个击破。以商鞅、张仪为代表，秦国采取了这个策略，尤其是商鞅，他对秦国的强盛做出了巨大贡献。为反对西秦的兼并，以齐楚为主华山以东六国实行以苏秦为代表的“合纵”策略，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日益强大的秦国。无论“连横”还是“合纵”都是以武力统一天下。在这方面，纵横家分别发挥着他们的能量。需加说明者，学者们以商鞅为法家鼻祖，本文则以为商鞅亦纵横家。他西人秦见秦孝公，先说以“王道”，未被理会，再说以“霸道”，为孝公所重视。像商人一样，求者需什么，他就贩卖什么，并无固定的信念，也没有象韩非子那样，有完整的法家理论体系，实不能算是法家的代表人物。是故王阳明把他与苏秦、张仪列为一类，“日求所以富强之说、倾诈之谋、攻伐之计”，“以猎取声利之术，若管（仲）、商（鞅）、苏（秦）、张（仪）之属者，至不可名数”。学术性的“百家争鸣”逐渐演变为政治斗争。章学诚评论道：“战国者，纵横之世也”。“纵横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讽也”，“抵掌揣摩，腾说以取富贵，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他们穿梭于各诸侯各国之间，凭藉所学《六经》知识，以其悬河之口才，投诸侯之所好，求官获财。最后他们在西秦取得巨大的成就，促成秦国完成统一中国的历史使命。秦王朝一统天下只是改变社会混乱的局面。长期的战争虽然终止，取而代之的是秦始皇专制制度统治，人民陷入比战争并不优越的境况“焚书坑儒”，偶语弃市，百姓失去了一切话语权，整个社会万马齐喑，噤若寒蝉，“百家争鸣”的可能性消失得无影无踪。
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离今天已两千多年了，成为历史的陈迹。历史是一门科学，它的价值在于“史事求真，以古鉴今”，一个民族必须重视历史，否则没有前瞻眼光，看不到前途，顾后才能瞻前，继往才能开来。这就是司马迁所谓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所留下的文化遗产、思想学说和经验，对于中国和全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至今仍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它之不幸被专制主义阻断、扼杀的教训应当深作研究，以为镜鉴。学术与政治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二者又有密切关系。政治不能干预学术，既不可支持某一学派，也不能抑制某个学派和学术思想；学术提供某种政治理念，可为政治所采纳，也可不被采纳。各种学术思想是平等的，无主次之分，它们在争鸣中，或彼此论长道短，辨是论非，或互相启发补充。真理是在争鸣中得到发展，被人们所认识的。历史前进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中国在进步，在等待着新的、更加辉煌的“百家争鸣”到来，也一定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