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垃圾分类管理制度范文4篇

社区垃圾分类管理制度范文4篇社区垃圾分类管理制度范文 广州蓝皮书·社会.广州城市社区垃圾分类治理的经验、难点及解决路径陈杰傅一鸣摘要:作为国内首批垃圾分类试点城市,广州已逐步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社区垃圾分类管理制度范文4篇,供大家参考。

社区垃圾分类管理制度范文4篇

篇一:社区垃圾分类管理制度范文

蓝皮书·社会.广州城市社区垃圾分类治理的经验、难点及解决路径 陈 杰 傅一鸣摘 要: 作为国内首批垃圾分类试点城市, 广州已逐步形成政策完善、机制健全、 技术先进、 全程闭环、 全社会参与的具有超大城市特点和广州特色的生活垃圾分类新格局, 率先开创以垃圾分类 “定时定点” 投放模式为主、 多种分类投放模式并存的工作形式, 以及有效提高再生资源回收网络覆盖的 “两网融合” 等模式。

 然而, 在社区治理、 社会协同参与方面, 广州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仍存在改进的空间。

 本文以广州城市社区垃圾分类治理的经验、 难点及解决路径为思路, 分析在社区协商治理的视角下, 如何优化垃圾分类工作。关键词: 垃圾分类 城市社区 社区治理一 广州城市社区垃圾分类政策演进自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实施以来, 广州市依据相关工作要求, 从全国首批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城市, 到首批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城市,垃圾分类的建设工作一直保持在全国前列。2 9 1陈杰, 博士,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与社会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社会治理、 社会政策、 社会人类学、 华侨华人; 傅一鸣,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在读本科生。**

 广州城市社区垃圾分类治理的经验、难点及解决路径(一)全国首推法规:逐步建立社区治理责任制度1992 年, 国务院颁布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101 号), 对垃圾分类有了初步的规定, 但缺乏配套设施和奖惩制度。

 为改善终端垃圾分类处理难的状况, 住建部于2000 年6 月发布 《关于公布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的通知》 (建城环 〔2000〕 12号), 首次提出包括广州在内的 8 个垃圾分类试点城市。

 但由于当时居民垃圾分类意识较弱、 基础设施配套不健全、 垃圾分类产业链不完善等因素, 垃圾分类工作仍处于摸索阶段。2011 年, 广州首推垃圾分类地方性法规 《广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暂行规定》 (广州市人民政府令第 53 号) 和 “定时定点” 模式, 将垃圾分类立法工作提上日程并进入落地阶段。

 对于社区治理主体在垃圾分类工作中的角色, 条例要求 “社区居民委员会、 业主委员会、 物业服务企业应当督促和动员单位和个人积极参加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城市社区垃圾分类的治理工作开始发展, 但停留在宣传动员的层面, 工作开展主要依靠政府力量, 社区参与的力量尚未充分调动。2015 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两个环保产业的顶层文件出台, 对加强 “生活垃圾分类回收” 与 “再生资源回收” 有效衔接提出了新要求, 相关工作方向逐渐明晰。

 2015 年 9 月 25 日 《广东省城乡生活垃圾处理条例》 (广州市人民政府第 124 号令) 出台, 对垃圾分类的处罚方法做出规定。

 同年, 《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规定》 (广州市人民政府令第 124 号) 出台, 明确提出“政府主导、 全民参与、 城乡统筹、 市场运作” 的工作原则, 垃圾分类工作的政策保障得以强化, 并对城市社区垃圾分类的责任制度做出明确指示,“本市实行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制度。

 城市居住区, 实行物业管理的,物业服务单位为责任人; 单位自管的, 自管的单位为责任人”。

 管理责任人制度的出台为垃圾分类的社区治理活动奠定了基础, 社区治理体系的雏形开始出现。3 9 1

 广州蓝皮书·社会(二)探索制度创新:“监督 + 激励”,动员社会参与2017 年 3 月,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 要求到 2020 年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活垃圾分类模式, 基本建立垃圾分类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

 在此指导下, 广州逐步形成了 “法制保障、经济激励、 精准指引” 的垃圾分类政策制度体系。

 2018 年出台的 《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 代表着广州将垃圾分类工作的指导文件由政府规章上升为地方性法规, 法制基础进一步加强。

 同时, 广州开始推行生活垃圾分类社会监督员制度。

 社会监督员由区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向社会公开选聘, 范围包括居民代表、 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和第三方机构代表等。

 社会监督员被赋予了监督权和参与权, 有权进入生活垃圾收集点、 转运站以及终端处理设施等场所, 监管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情况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在垃圾分类工作的奖励机制方面,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于 2018年印发 《关于 〈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 的实施意见》, 并推进制定生活垃圾分类奖励实施办法。

 截至 2019 年, 广州已形成 “1 + 3 +12” 的垃圾分类管理制度体系, 即全国首个垃圾分类地方性法规 《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 通过经济手段调节, 实施 “阶梯式分类计费管理办法” “生态补偿办法” “低值可回收物购买服务管理办法” 3 项经济激励配套政策; 针对机团单位、 餐饮、 小区、 学校等领域量身定制了 12 项工作指引, 指导各场所建立垃圾分类管理制度和开展垃圾分类工作。针对城市社区的垃圾分类工作, 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广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于 2019 年发布 《关于进一步深化物业服务行业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 加快推进住宅小区生活垃圾分类标准、 指引和作业规范的编制工作。

 同时, 广州市政府会同各区政府统筹推进涉及住宅小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和投放收集点的设置工作, 规定物业管理小区原则上每300 ~ 500 户设置一个定时投放点, 解决邻避问题和扰民问4 9 1

 广州城市社区垃圾分类治理的经验、难点及解决路径题。

 社区层面管理制度的清晰化、 精细化也为高效动员社会参与提供了指引和参考。(三)全链条深化提升:完善具有广州特色的社区垃圾分类治理体系

 2019 年 4 月,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 发布, 对各城市的垃圾分类工作提出明确任务要求。

 据此, 广州于 2019 年出台深化生活垃圾分类处理三年(2019 ~ 2021 年) 行动计划, 逐步实现具有广州特色的生活垃圾分类新格局。

 行动计划包括完善制度体系、 全市覆盖推进、 实施源头减量、 提升投放水平、 规范分类收运、 加快设施建设、 推进资源化利用、 发动社会参与、 强化管理监督等内容, 标志着广州推进城乡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工作的开启。自广州宣布全面推进垃圾分类工作以来, 各行政区积极推动相关制度建设工作。

 目前已建立市、 区两级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联席会议制度和市、 区、镇 (街)、 村 (居) 委四级管理责任人制度, 并将生活垃圾分类纳入城市文明程度指数测评体系及市、 区、 镇 (街) 三级机关绩效考核体系。

 2010 年,越秀区出台 《越秀区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方案》, 提出生活垃圾分类的“蓝白计划”, 并逐步建立 “政府推动、 全民参与、 市场化运作、 法制化规范” 的运行管理机制。

 2019 年, 白云区政府审议通过 《白云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方案》, 要求各社区居委会强化党建引领、 多部门联合的长效管理机制建设, 在实践中探索建立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努力扩大强制垃圾分类覆盖范围。

 同年, 海珠区印发 《海珠区生活垃圾分类创建工作实施方案》,从标准化管理和 “智慧分类” 入手, 为投放、 收运、 督导等环节提供工作指引。

 广州的垃圾分类政策已初步取得成效, 逐步实现了前端分类精准化、 中端运输规范化、 末端处置无害化的垃圾分类工作体系。

 垃圾分类相关政策见表 1。5 9 1

 广州蓝皮书·社会表 1 垃圾分类相关政策汇总序号 类别 发布部门 政策名称 年份123456789国家和部委层面国务院《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1992住建部《关于公布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的通知》2000国务院《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2015国务院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2015国务院《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2016国务院办公厅 《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 2017住建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快推进部分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2017住建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考核暂行办法》2018住建部等部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2019101112省级层面广东省人大《广东省城乡生活垃圾处理条例》2015广东省住建厅《广东省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2019广东省住建厅《广东省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指引(试行)》20191314151617市级层面广州市人民政府《广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暂行规定》2011广州市人民政府《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规定》2015广州市人民政府《广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2018广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广州市购买低值可回收物回收处理服务管理办法》2018广州市住建局、广州市城管综合执法局《关于进一步深化物业服务行业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20196 9 1

 广州城市社区垃圾分类治理的经验、难点及解决路径续表序号 类别 发布部门 政策名称 年份18192021区级层面越秀区政府《越秀区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方案》2010黄埔区城管办《黄埔区关于进一步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工作的实施方案》2012白云区政府《白云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方案》2019海珠区政府《海珠区生活垃圾分类创建工作实施方案》2019

 二 广州城市社区治理与垃圾分类的经验(一)政府推动,全社会参与出效果2012 年以来, 广州生活垃圾分类模式逐步摆脱以往依靠政府大包大揽的一元模式, 在政府主导的基础上, 充分发动企业与公众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一是党建引领合力推进, 明确各级党组织责任, 将垃圾分类纳入基层党建清单和在职党员回社区报到服务内容。

 通过发挥党员的领头作用, 充分整合社区党员、 志愿者和专业队伍等力量, 引导监督社区居民开展垃圾分类。二是全面落实基层责任, 充分发挥各级基层组织和居委会的主导作用和基础作用, 指导督促所辖区域管理责任人履行好生活垃圾分类责任。

 三是积极引入社会力量, 提升垃圾分类工作精细化、 专业化程度。

 通过构建区城管部门、 属地街道、 垃圾处理企业 “三位一体” 格局, 使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工作不断向纵深推进。

 引导鼓励街道与专业化服务公司签订协议, 引入企业参与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不同环节。目前, 广州多区都在积极探索创新社会参与垃圾分类的方式。

 在信息参与方面, 广州成立了固体废弃物处理公众咨询监督机构, 通过搭建政府与公众沟通的桥梁, 更好地为公众解惑释疑, 促进居民理解并支持相关决7 9 1

 广州蓝皮书·社会策与行动。

 在行动参与方面, 通过联合学校、 事业单位、 社会组织等机构,全方位地发动社会开展垃圾分类行动, 搭建全社会参与链条, 使居民在生活区、 工作区和学习区都能无缝衔接, 开展垃圾分类活动。(二)社区共治,发挥党员示范作用社区是开展垃圾分类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广州通过建立健全市、 区、 街道三级生活垃圾分类联席会议制度, 进一步强化部门联动, 形成基层治理合力。

 截至2019 年12 月, 全市共有166 个街 (镇) 设立了联席会议制度, 占比高达 93. 7%; 1517 个社区建立了社区联席会议, 占比高达 95. 6%。在落实基层垃圾分类治理方面, 广州坚持党建引领的原则, 将生活垃圾分类纳入基层党建清单、 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开展服务内容和基础网格化服务管理, 充分发挥党员干部、 志愿者、 环卫工人等主体的积极作用。

 截至2019 年 12 月, 全市回社区报到参与服务党员人数达 20. 9 万, 其中参与垃圾分类工作的约 9. 4 万人, 发挥了党员的示范带头作用。

 同时, 广州鼓励机团行业示范引领, 在全市 5908 家机团单位、 企事业单位推行强制分类制度,在教育、 医疗、 酒店等 12 个行业开展生活垃圾分类专项行动, 并把相关工作内容纳入行业监管, 把连锁餐饮门店打造为行业垃圾分类标杆。

 ①白云区率先在全市研究制定 《白云区关于加强城市住宅小区业主委员会党的领导的意见 (试行)》, 并在云景花园建立首个业委会党支部, 推动垃圾分类、 大额资金使用等小区重大事项的决策。

 作为试点建设, 目前云景花园已经建立了街党工委领导、 社区党组织监督、 业委会党组织负责的三级组织架构。

 该党支部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主动与社区居委会、 物业公司对接, 动员热心业主参与社区垃圾分类志愿服务。(三)定时定点,铺设垃圾分类网络广州自1994 年就开始实行垃圾收费制度, 规定了每户每月15 元 (含卫8 9 1① 《建设全国垃圾分类样板城市 广州跑出 “加速度”》, https: / / baijiahao. baidu. com/ s? id=1651957648643321744&wfr = spider&for = pc。

 广州城市社区垃圾分类治理的经验、难点及解决路径生保洁费 10 元和垃圾处理费 5 元) 的交费标准, 并率先在全国推行生活垃圾上门收集模式。

 然而, 随着商品房小区模式的发展和居民对于居住环境需求的提升, 上门收集模式遭遇了瓶颈。

 在此背景下, 广州城管部门开始尝试撤掉各楼层的垃圾桶, 改在各栋出入口集中设置。

 经过走访研究, 城管部门最终决定以 200 ~ 300 户为单位集中设置垃圾投放点, 便于居民投放垃圾。越秀区六榕街是广州最早推行生活垃圾定时定点分类投放...

篇二:社区垃圾分类管理制度范文

n.,2019Vol.27 No.1河南社会科学HENAN SOCIAL SCIENCES2019年1月第27卷 第1期收稿日期:2018-07-02作者简介:1.刘建军,男,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系主任、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城市基层治理研究;2.李小雨,女,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城市社区治理研究。城市的风度: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与社区善治— —以上海市爱建居民区为例刘建军1,2 ,李小雨 1(1.复旦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 200433;2.复旦大学 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摘 要: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城市生活垃圾分类问题成为城市治理的难题与重点,它直接关系着城市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一环。作为生活垃圾的治理源头,社区理所应当成为城市垃圾分类治理问题的场域,而城市垃圾分类问题又是撬动社区善治的重要支点。从社区治理出发,以新制度主义理论为基础,以上海市爱建居民区为例,以积极行动者为研究起点,探寻其背后的治理逻辑与作用机制,从中发现社区善治的规律与撬动社区善治的支点,得出结论:由积极行动者展现出的“风度”与社区“温度”一起共同构成一座城市迈向善治的两大标识。关键词: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社区善治;行动者;党建引领;居民自治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5X(2019)01-0094-09一、问题的提出城市,上承国家的治理理念,下接地方治理实践,是国家治理的核心,对社会治理具有全方位的意义。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一方面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城市成为治理资源集中之地,另一方面“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使得环境资源变得稀缺,城市成为治理“风险”之域。近年,城市环境问题特别是城市生活垃圾问题已经成为城市治理的重点与难点。据统计,2016年,仅我国214个大中城市的生活垃圾产生量就高达18850.5万吨 ① 。我国早在1957年就提出“垃圾分类”的概念 [1] ,并于2000年在北京、上海等8个城市试点生活垃圾分类处理,逐步形成了一系列经验做法。但总体来看,由于相关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公民缺乏分类意识、垃圾分类管理落后、缺乏利益相关者参与机制等原因造成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效果并不明显, “‘垃圾围城’已迫在眉睫”。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强调,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关系13亿多人生活环境改善。垃圾分类成功与否带来的治理效果是城市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最直观的感受。可以说,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是一项事关民生福祉与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治理问题。那么,如何解决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问题实现有效的城市善治?我国学者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问题进行研究,涌现出大量的学术成果。目前,学界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研究主要包括:(1)描述性的经验 — —对策研究,包括介绍我国主要城市(上海、深圳、广州、天津、武汉、南京等)生活垃圾分类的现状、经验及存在的问题(朱晓毅,2013;曾英武,2017;樊志敏,2013;范文宇,2017;任雪琴,2017;陈云雁,2014);介绍我国台湾地区(谭文柱,2011)和日本(吕维霞,杜娟,2016)、德国(张莹,· ·94

 2008)等国家的成功经验并根据我国实际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2)基于治理理论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问题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论探索。学者们一致认为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本质是“治理”问题,生活垃圾分类的过程就是治理的过程。因此,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成功的关键在于内部打通政府组织壁垒,提供法制保障与供给(丁建彪,2016)[2] 、企业发挥资金优势、社会组织充分利用志愿性与专业性积极介入以及居民的积极参与,实现“多中心治理”(陈云雁,2014)[3] 、“合作治理”(谢玉斐,2015)[4] 、“协同治理”(李珍刚,胡佳,2013)[5] 。除宏观研究以外,学者以城市生活垃圾分类中原子化的个体为研究对象,对其意识、知识、行为、人口统计特征等进行了实证研究,极大扩展了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研究视域。但是,就已有研究来看,学者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研究视域,首先集中在某一城市甚至全国,但生活垃圾产生、分类的源头在家庭和社区,国外很多学者提出垃圾分类应从社区层面开始,从源头上解决垃圾分类问题(徐林,凌卯亮,卢昱杰,2017)[6] 。社区与城市生活垃圾的关系并没有得到学者充分的重视,将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从社区治理的角度深入分析的研究成果凤毛麟角(孙腾,2013)[7] 。其次,学者们一直以来更多地以宏观的治理结构与制度环境为理论视角研究城市生活垃圾分类问题,缺乏对行动者的关注。实际上,在正式制度丛和生活领域中,活跃着的是各类正式制度代理人与生活主体即行动者 [8] 。虽然学者们对各治理主体如政府、居民等进行了研究,却没有揭示治理主体“合作”“协同”背后的行动逻辑及合作的机制。再次,目前大多数研究是就问题谈问题,既然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本质是治理问题,其研究应该跳出垃圾分类本身,研究城市生活垃圾分类问题是如何重塑社区治理面貌、提升城市治理水平的。本文针对已有研究存在的问题,将社区视为解决城市垃圾分类问题的场域,而城市垃圾分类问题是撬动社区善治的重要支点。由于垃圾分类问题是一个兼具私人利益与公共事务双重属性的议题,其公共性、外部性的特征使其免不了会产生“公地悲剧”。因此,垃圾分类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克服具有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利益的行动者集体行动的问题。西方学者或是从“社会资本”或是从“规则”开出了不同的药方。我们则将其归纳为两个“度”:温度与风度。城市的温度展现城市的温情与温暖,指向城市治理、社区治理的关系维度,比如以缔造熟人社区、打造互助社区等方式孕育更多的社会资本,增强居民对社区、对城市的归属感。但是温度缺乏可以长期有效的机制,那么,就需要社区的风度来保障。风度体现城市的秩序与规范,代表城市治理、社区治理的规则维度,主要表现在垃圾分类乃至整个社区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对法律的敬畏、对规则的贯彻、对公约的遵循,体现一种城市的精神。奥斯特罗姆曾指出,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就在于居民可以通过自治实现“相互交流并建立了可以改善公共结果的公认规则与策略”[9] 。所以,本文认为, “温度+风度”是解决城市生活垃圾分类问题的药方,是推进社区善治、城市善治的秘密武器。那么,城市的风度从何而来?这是本文提出的核心问题。二、研究框架政治学源于对制度的研究 [10] , “环境问题与社会系统的诸如制度、结构等因素关联 [11] ,因此,研究城市垃圾分类这样一个治理问题离不开制度的范式。但是,传统的制度主义过分强调制度对行动者偏好及其行动的限制与规范作用, “在解释社会行为时总是重视结构而轻视能动者”[10]65 ,即忽略了行动者。“要厘清‘制度与行为’的逻辑困惑,就必须探讨制度与行为的共性元素,找寻两者的关联”[12] ,这个关联就是行动者。从实践中看,生活垃圾分类是生活化议题,生活具有实用性与边界模糊的特征,其行为更具备偶然性。正如社会学家所说, “集体行动不是自然现象,而是一种社会建构”,是“行动者利用自己特有的资源和能力创立、发明并加以确定的偶然的”[13] 。因此,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需要从行动者的视角出发。本文则选取垃圾分类正式规则的执行者、实践者以及非正式规则的制定者 — —居民为研究中心,探索其作为行动者在垃圾分类中扮演的角色、利益、资源与能力对行动的影响,以及背后体现的逻辑及作用机制。同时,行动者具有能动性,其做出的行为与选择对制度的运行及绩效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参与垃圾分类的行动者不仅决定垃圾分类本身的执行效果,更影响并塑造整个社区治理乃至城市治理的结构与过程。本文在发现积极行动者背后体现的治理逻辑与治理机制的基础上,探寻社区善治规律与垃圾分类+治理支点的辐射效应,最终揭示城市风度的秘密。由于宏观上我国呈现出“总体叙述范式转向生活议题的趋势”,加之垃圾分类问题生活化的属性,· ·95

 使得社区成为本文研究的空间范围。因此,本文将选择上海市长宁区爱建居民区为研究案例。爱建居民区垃圾分类作为上海市长宁区的试点之一,自2017年8月开始,到目前为止,区内居民中有95%已经做到生活垃圾定点定时分类投放,准确率达85%,垃圾日均减量31.3%。爱建居民区获得市委书记李强同志的批示肯定,是上海市乃至全国在垃圾分类治理中成功的典范。虽然选择单一且特殊的案例必然会面临代表性的问题,但是, “选择一个具有良好学术价值的个案进行深入的研究,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中国基层社会微妙的运作机制的理解,甚至是发掘出一些带有普遍性的一般问题与解释框架”(桂勇,2007)[14] 。三、积极行动者:社区善治的基石居民是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及社区治理中关键的行动者,既是垃圾分类正式规则的践行者,更是非正式规则的制定者。根据居民参与城市垃圾分类及社区事务的程度及参与效果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破坏者、搭便车者、利益相关者、积极行动者。按照行动者的心理角色定位分类,前三种行动者的行为是受“外力驱动的” “理性选择”的结果,而积极行动者是受“内力驱动”的“主动定位”[15] ,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成功发挥关键作用,是社区善治的基石。但是,目前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过程中搭便车者为主要类型,我国大多数社区推行垃圾分类处理都以失败而告终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积极行动者的缺席。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积极行动者的缺席?首先,传统制度环境造成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不足的问题。学者指出,长期以来“单位体制”下“单位参与意识”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居民“社区参与意识”(张亮,2001)[16] 。而“社区行政化”导致的“二元动力机制与一元决策主体的结构矛盾”更是居民参与的阻碍。长期以来“社区行政化”不仅打击了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更削弱了居民的参与能力,形成“盼政府、求政府、靠政府”的普遍心理 [17] 。社区公益服务、社区工作注重短期效益而非“人的变化”,注重授人以鱼而非授人以渔等社区慈善逻辑的强化,使得居民在社区公共事务中处于“理性无知”(陈伟东,2018)[18] 的状态。具体到垃圾分类,其本身是一件异常烦琐的事务,直接导致了私人“生活负担”的加重,并且实施垃圾分类也无法获得短期可见的利益。另外,居民普遍缺乏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知识,忽视垃圾的外部性及其对生态的延伸性,基于垃圾分类的高成本、低收益与短期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居民往往采取将垃圾与个人生活完全隔离的简单做法,因此拒绝垃圾分类。由于垃圾治理与社区环境治理的非排他性,居民往往乐于扮演“观察者” “享受者”的角色,而不愿意主动参与和付出。从行动者拥有的资源与能力来看,长期以来缺乏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使得居民在社区自治中缺乏行动的资源与能力,因此在行动中往往采取冷漠或被动的策略。与失败的垃圾分类治理案例相比,在上海市爱建居民区的生活垃圾分类治理过程中,我们看到的不再是“理性无知”者,不再是垃圾分类治理的成果被动接受者,而是垃圾分类的积极行动者。目前,居民区内95%的居民在没有志愿者监督下仍坚持垃圾分类,当被问及垃圾分类是否麻烦的时候,有居民指出“不麻烦,不分类的话我们还不习惯呢”。但是,2017年之前,小区内能够做到坚持垃圾分类的居民只有5%。那么,爱建居民区的居民是如何转变为积极行动者的?首先,政府通过制定政策,为居民垃圾分类树立了正式的规则,施加了“硬约束”。2018 年 3 月 16日,上海市正式出台了《关于建立完善本市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的实施方案》,加强了对垃圾分类违法行为联合惩戒等“硬约束”。具体到长宁区虹桥街道,街道通过召开创建上海市垃圾分类示范街道工作会议,部署了《虹桥街道开展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示范街道创建工作方案》。会上,居民区和社区单位还分别签订了《虹桥街道垃圾分类达标居住区、单位责任书》,进一步明确任务和责任,为各小区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提供指向明确的“线路图”和操作便捷的“百宝箱”。爱建居民区还创造性地通过社区民警向物业开具楼道堆物消防整改单等手段,为垃圾分类托底。其次,积极行动者的诞生直接得益于社区治理体制机制的创新,从制度层面的赋权提升了居民自治能力。

 “随着社会组织结构、社会联系及国家-社会关系发生的深刻变化”[19] ,国家层面开始实现从“加强社会管理”向“创新社会治理”转变,并提出创新社会治理的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强调了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的核心理念。中央还要求,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把人力、财力、物力更多投到基层,强调了社会组织在城乡社区的作用。在大的政策背景下,上海先行一步,早在2014年上海市委就部署启动了“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市委1号调研课题,以《关于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意见》为中心的“1+6”文件于· ·96

 2015年年初正式出台,为创新社区治理体制机制指明了方向。

 “1+6文件”颁布实施以来,长宁区制定出台《长宁区关于推进居民区治理体系的分类指导意见》,促使各街道逐渐做实重心下移,并不断探索创新社区治理新机制,从2005年启动区域化大党建,到2006年建立社区代表会议、社区委员会等社区多元治理平台,为居民自治、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提供了平台与基础。在社区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环境下,爱建居民区居委会自2017年以来积极与社会组织开展联合,通过开展“一平方米菜园” “菜篮子摇起来”等项目,通过“授人以鱼”,...

篇三:社区垃圾分类管理制度范文

分类工作先进个人事迹材料

 “四化”模式推动社区垃圾分类工作

  兴园社区垃圾分类工作自 6 月初开展以来,以形成制度化的工作机制,多样化的垃圾分类宣传工作,再加上新鲜感不断的趣味化活动开展,最终达到精细化的分类目标。社区加州花园小区“制度化、多样化、趣味化、精细化”的垃圾分类“四化”模式,让垃圾分类工作变成好玩有趣的事情,居民对垃圾分类的兴趣持续“保鲜”,摸索出兴园特色的垃圾分类工作模式。

 一、 垃圾分类管理 制度化:

 成立以社区党总支书记为组长,社区两委和物业主任、业委会主任为成员的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配备了 3 名垃圾分类管理员,19 名垃圾分类专职督导员。社区对督导员要求做到“三清”即“分得清、说得清、职责清”,制定百分制的“督导员考评表”进行每月考核。此外,社区每月开展一次垃圾分类例会及培训(7 月邀请街道人员到社区开展培训,8 月到慈济慈善志业中心参观、学习,9 邀请爱家物联到社区为督导进行培训)。督导员每日填写居民垃圾分类情况表,对未分类的住户入户宣传指导,并将垃圾分类、入户宣传情况上报社区,且做好相关记录。此外,社区每周召开管理员工作碰头会,对垃圾分类工作开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或好的建议进行沟通协调。社区每月评出楼道低碳先锋,给予奖励。

 二、垃圾分类宣传多样化:

 垃圾分类工作需要所有居民参与其中,社区为提高居民的知晓率与参与率,通过小区内的 LED 液晶显示屏进行滚动播放,网络平台发送手机短信、在小区、宣传栏、楼道、电梯内等显眼的位置张贴宣传标语、设置专题宣传栏板等.在小区的垃圾投放点,树立智能语音宣传栏,除了展示的垃圾分类宣传内容外,还可以语音提示居民将垃圾投放到对应的四色垃圾桶中。只要有居民经过,这块语音督导牌还能感应自动播放“做好垃圾分类”的语音提示。营造浓厚的环境氛围,多渠道向居民普及垃圾分类知识。

 在硬件上进行宣传的同时,社区还组织党员、志愿者带头在小区街头发放垃圾分类宣传册,开展垃圾分类进企业宣传等。在提高知晓率后,社区与物业、党员、志愿者一起走家串户进行室内垃圾袋、室内垃圾桶、垃圾分类手册及其他宣传品的发放工作;深入动员辖区住户参与与垃圾分类中来。

  三、垃圾分类活动趣味化:

 为使居民更好的树立垃圾分类的意识,社区开展各类活动吸引居民参与。比如有垃圾分类为主题的环保朗读活动、环保读书会,还有两项主题活动成为社区垃圾分类持续发酵的热点。

  1、素食共享。民以食为天,吃是居民们最感兴趣的事情。于是,社区携手多素联盟,一起在辖区各小区巡回开展环保素食宴,结合垃圾分类有奖问答、积分兑换、小手拉大手宣传活动。通过活动的开展,进一步推广环保及垃圾分类理念,更好

 带动居民参与垃圾分类活动。

  2、酵素制作和手工艺品的教学也让居民乐在其中。结合社区书院平台,开展环保讲堂。举办了环保酵素制作手工艺品课堂,组织居民把平时家里的果皮收集制成酵素,从垃圾生产的源头让垃圾减量。还有好看又实用的环保手工皂、创意十足的可乐瓶,矿泉水瓶制作出来的各种手工艺品,获得了许多居民的喜爱。这些活动的开展让垃圾减量活动即接地气又效果十足。

 四、垃圾分类投放精细化:

 社区督导员每天在指定时间在垃圾投放点进行督导宣传工作,指导居民定时、定点对垃圾进行分类投放,并根据居民分类情况,登记并进行奖励。

 除设置各个垃圾投放点,社区还引进了三个环保屋,在对厨余及其他垃圾有效分类外,还将可回收垃圾再细分为几大类。环保屋对垃圾的前端投放到末端处理也进行了公示,让居民了解垃圾分类细化对环境保护所带来的积极意义。下一步,社区将寻求多种合作对象,与类似废品大叔、衣衣不舍等回收机构合作,继续深化垃圾分类工作。

 目前社区垃圾分类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未来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社区将在“四化”模式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工作方法,不断完善工作机制,为最终现实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目标而努力。

篇四:社区垃圾分类管理制度范文

2021 年 文明社区 垃圾分类活动简报

 为进一步强化辖区商户的垃圾分类意识,提高商户参与垃圾分类的实效性,1 月 29 日,XX 社区组织工作人员在辖区内商户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让商户们及居民积极参与到垃圾分类的行动中来。

  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对辖区内沿街餐饮、食品经营户进行上门走访宣传活动,向商户们发放垃圾分类宣传册共计 30 余册,为商户和居民讲解什么是垃圾分类、为什么要开展垃圾分类工作、垃圾分类的益处、生活垃圾分类标准、生活垃圾分类方法、生活垃圾分类流程等几方面。

  此次活动,让辖区更多的商户和居民了解垃圾分类,并参与到垃圾分类的队伍中去。

 社区将继续在辖区对商家和居民进行垃圾分类工作的指导及分类宣传、收集,以此来提高社区的环境卫生。让垃圾分类的意识更好地深入人心,文明城市更加洁美。

  2021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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