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对中共党史军史的研究虽然很多，但对其中的无线电工作研究却一直比较薄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四方面军作为一支规模仅次于中央红军的主力红军，其无线电工作就显得极为重要。虽然它的规模不算大，但精干高效，涌现出了一批无线电专家，不仅从人员上保障了无线电侦听和密码破译工作的顺利进行，而且为红四方面军培养了大批的无线电情报人员，保证了红军主力对敌情的了解，为川陕苏区的反围攻作战和长征胜利作出了贡献。
关键词：红四方面军；无线电；回顾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5）05008306
无线电工作在中共党史军史研究中处于薄弱地位，一方面是由于保密的原因，相关人物的事迹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才逐渐解密，另一方面是因为传统的研究较为侧重宏观层面、战略层面的研究，对于战术性的、技术性的研究关注较少。红四方面军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的一支主力红军，其无线电工作尽管规模不大，但精干高效，为川陕苏区的反围攻作战和长征胜利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一、红四方面军电台的初创
由于敌人的残酷镇压和严密封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根据地大都处于偏僻的山区农村，各根据地与上海的党中央及各根据地之间的人员、信息、物资往来极度困难。尤其是党中央急需了解各地红军和根据地的建设情况，中央的指示、决议、命令等也必须尽快准确无误地传达到各苏区，传统的交通方式如利用交通员往返不仅速度慢，而且容易暴露身份、丢失文件，一个环节出错可能牵连整个交通线。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党中央在上海开始筹备建设无线电台，有计划、分批次地组织部分同志在苏联和上海学习，培训无线电发报、接收、编制密码、信号侦听、破译密码等技术，并自行购买无线电元器件组装无线电发送、接收设备。从1931年开始，中央开始向江西、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派遣报务工作人员，利用红军在战斗中缴获的无线电器材建立电台与中央保持密切联系。蔡威、宋侃夫、王子纲、
徐一新（后改名徐以新）等同志就是党中央派到鄂豫皖苏区帮助创建红四方面军电台的，宋侃夫、徐一新熟记了与党中央、江西苏区、赣东北苏区、湘鄂西苏区联系的四个密码本。徐一新在苏联留学后期，在参谋部主要学的就是编制密码和破译密码。蔡威和宋侃夫分配在军委参谋部工作，宋侃夫分管谍报和机要，蔡威负责报务。后来担任二台台长的蔡威是个巧手行家，他曾被党组织送到上海亚美无线电专科学校学习无线电通讯专业，是优秀的电讯人才，一年半毕业后被分配到鄂豫皖根据地。1931年12月，红四方面军在黄安战役中缴获赵冠英六十九师一部15瓦电台，自此实现了和党中央、中央红军、湘鄂西红二军团的通报。此外，还有两架收音机，既听广播，又收新闻，向军委领导提供敌情情报；这时期军委任命宋侃夫为无线电台台长。1932年3月22日至5月8日，红四方面军取得苏家埠战役胜利，歼敌3万余人并缴获电台4部以及大批无线电器材，电台设备得到改善。张国焘也回忆苏家埠战役“缴获了一些无线电台器材，正在一架一架的拼凑修理起来，训练编组人员来使用”[1]120。当时，为培养无线电工作人员，总部从各部队抽调了20余名年轻人，交由蔡威培训。经过言传身教，这些人很快掌握了电台工作的初步技术，为以后的发展壮大打下基础。
随后，红四方面军电台扩建为两个，一台由宋侃夫和王子纲同志负责，跟随总指挥部和军委；二台由蔡威负责，先跟73师，后跟红25军。刚开始一台和二台之间通报并不顺利，呼叫不通就派骑兵送信。这时期电台工作面临的主要困难是人手少，电池、电子管、油料等器材物资缺乏，技术力量薄弱，培养的青年同志一时不能独立工作。据宋侃夫回忆：“我们四个干部，不分白天黑夜、行军打仗，都是围着电台转。报务技术最熟练的是王子纲同志，他发报又快、又明，中央苏区电台的老康（曾三同志），一听电波讯号，就知道是王子纲在发报。”[2]271遇到机器故障，通常由擅长机务的蔡威亲自动手修理。他埋头机房，日夜钻研，做模型、翻砂、打磨、焊接、自制润滑油等。当然，电台的发展离不开总部领导的支持和帮助，尤其是徐向前总指挥。徐总指挥异常重视电台工作的建设，规定各部队缴获的电讯器材一律上交总指挥部。他经常同电台工作人员吃、住、行军在一起，帮助他们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困难。特别是在艰难的西征转移途中，他十分注意电台小组的安全，选最好的马给他们用，突围时派部队保护他们，被敌人切断时无论如何也要先把他们接应回来[3]163。但是，这一时期红四方面军与中央和湘鄂西的通报是“极为稀少”的。张国焘解释说：“湘鄂西苏区作战时曾失落了我们原有的密码本，后来经过一些努力，仍不敢相信续订的密码的可靠性。最后我们不得已才由双方的报务员，利用电台通话，订定了一个新的密码本，但这是否已为敌方偷听去，则无把握。因此，我们与中共中央之间，一向不敢在无线电中涉及有关机密要事。”[1]171张国焘曾问过宋侃夫：“收到的情况靠得住吗？会不会受骗？我们的电报会不会被敌人搞去？”宋侃夫回答：“有把握。特别是密电码，不易被敌人识破。” [2]271这种情况之下，张国焘对电台工作开始表示关心，亲自交待保卫局长周纯全让特务队到敌占区购买电子管、电池等器材；但从他以后的回忆看，他对电台工作始终是有顾虑的。这时期红四方面军的电台主要用于内部通讯作战和对敌台的侦听。西征路上，一台和二台又合在一起，在枪林弹雨中坚持无线电工作，主要是和中央苏区电台通报，与湘鄂西苏区、赣东北苏区都呼叫不通了。中央红军电台这时还在瑞金，而四方面军因为日夜行军很少通报，中央红军的电台就利用一切机会搜集敌情，及时把敌人的兵力部署和行动方向告诉四方面军。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红四方面军仍在川陕，电台位置相对固定，开始为中央红军提供敌情通报。从此开始，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和中央红军的电台在以后的根据地作战和长征路上、西征路上互相配合、互通情报，保证了两大红军主力始终对敌情有着深刻明了的洞察和了解。
二、川陕苏区无线电工作的发展
川陕苏区时期，红四方面军的无线电工作发展到一个高峰，一是电台队伍壮大，拥有5个台；二是无线电侦听和密码破译技术迅速提高，不仅有力支援了红军与川军的作战，而且在中央红军长征初期还负责为党中央提供敌情通报。
（一）无线电队伍的壮大
1933年6月10日，《干部必读》第3期发表张国焘的文章《干部问题》中曾提到举办“无线电训练班”问题[4]。到达四川通江毛裕镇后，红四方面军开始积极训练无线电人才，开办了训练班，由20余人增加到30余人。电台设备也有增加，在宣达战役中缴获刘存厚部无线电台2部。这样，有了设备和人才两个因素支持，红四方面军总部成立了电务处，宋侃夫任处长，既管电台、机务，又管机要。电台扩大为三个台：一台台长王子纲，二台台长蔡威，三台台长宋侃夫兼任；不久又扩大了两个台：四台台长游正刚，五台台长徐明德。一般是一个军配一部电台。跟总指挥部一起行动的军，与总部合用电台，不再单独配电台。由于人手不足，一台、三台经常在一起。各台各有所长，王子纲报务技术最好，蔡威精通机务，宋侃夫翻译密电码，他们三人是红四方面军电台的核心成员。
（二）无线电侦听和密码破译
来自无线电信号侦察的情报，往往是敌方的核心秘密。无线电侦察的对象一般来说都是首脑机关和重要部门的通信联络，它所涉及的内容，不仅能反映对方的现实情况（如兵力、装备、部署、补给、间谍等），而且还能反映对方的动向和意图。这种情报既可以是局部的战术性问题，也可以是整体的战略性问题，其中许多是最核心、最重大的秘密。破译敌人电报是无线电斗争中的一种特殊战斗，电波以光速在大气层和太空中传播，具有同类装置的第三者也可截收。于是，通信和截收、保密和侦察在这里就开拓了一个广阔的斗争领域。无线电信号的保密要求，导致了密码技术的使用，同时也就产生了编密和破密的斗争。以密码技术为核心的无线电侦察包括信号侦收、信号分析、测向、通信分析、密码破译等一整套方法。红军没有测向设备，只有为数不多的几部电台和收音机，靠着工作人员的勤奋努力和聪明智慧进行信号截收和分析，首先是敌台的通信流量、呼号、波长、收发关系及电台报务员的谈话、工作习惯、发报手法等动态特征；其次是确定敌台的性质、番号后持续进行跟踪、侦察、监视，截收其信号并加以破译。例如，通过电台发射信号的强弱，可以判定电台的方位和距离；通过电台呼号联络关系的侦察分析可以判知敌方的战斗序列、兵力组成等；通过来往电报的数量，可以察觉敌台的动向。当然，对抗无线电侦听和密码破译的方法也随即出现，如无线电静默、呼号频率的频繁改变、呼号的倒换、发假报以迷惑敌人等。有时候，甚至不用破译密码，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刻，某个电台是否出现，在哪里出现，就是最重要的情报[5]。红四方面军电台的侦听和破译工作由一台、二台同时进行，谁先找到窍门，就在电话或书信中交流，使破译工作进展得更快。最初破译的是田颂尧部的“通密”，接着刘湘的、中央军用的密码均被四方面军破译。不管敌人如何改变密码，只要有一个密码本子作基础，怎么变化都能破译。事实上，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工作人员不仅能破译川军的密码，还能破译中央军、黔军、滇军的密码。从这个角度讲，他们的无线电侦察、密码破译水平和规模最大的中央红军无线电通信团
1934年8月，中央军委决定组建包括无线电总队和电话总队在内的通信团，直属军委通信联络局领导，王诤和伍云甫分别兼任团长和政委。通信团下辖无线电营、有线电大队和通信教导大队。无线电营下辖第一（15瓦台）、第五（100瓦台）、第六（15瓦台）、第二十九（5瓦台）、第三十（5瓦台）5个分队。罗若遐任无线电营营长兼第一分队队长。通信教导大队由原红军通信学校改编而成，原校长刘光甫（西路军失败时被俘叛变）、政委曾三分别任通信教导大队大队长和政委。无线电营第一、第六、第二十九、第三十分队担任军委、司令部同红军一、三、五、八、九军团，二、六军团，四方面军以及军委直属两个纵队之间的通信联络任务；第五分队担任同上海地下党电台的联络，并通过上海地下党电台同莫斯科共产国际电台联络。处于同一档次，明显高于另一支红军主力红二、六军团（红二方面军）
据宋侃夫回忆，1936年6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绒坝岔会师后，四方面军电台的同志协助二方面军整建了电台，建立了新的密码本（参见秦基伟：《艰苦的历程》（上），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281页）。。《徐向前传》中有一段关于电台人员在“反三路围攻”中的工作描述：“现在电台小组探知田颂尧即将回师进击通南巴的信息，正不分昼夜侦听敌人电讯联络，分析敌人的种种动向，随时向总指挥部传递。”[3]163宋侃夫也回忆，在通江第一次收紧阵地后，他们就破译了敌人兵力部署的电报，及时向总指挥部报告，情况和前方侦察完全一致，这让张国焘彻底信服了[2]275。侦察和反侦察从来都是相伴相生的，敌人的密码更换得很频繁，几乎是一个星期就改换一次，越改越乱，同志们称之为“烂码”，破译起来比较麻烦，但只要两三天集中精力干也就解决了。从技术上讲，这一时期国共双方的无线电密码破译和反破译的斗争还是基于传统的加密技术，即加密的作业基本上是各种短反复的密表和密本（所谓密本加表，不过是加一个或一组单表代替），研破这种密码，只需要“铅笔加纸头”及一般的文字和数学知识，还没有发展到使用高难度的密码机和制表机阶段，也不需要数论、概率论等高深的数学知识。尽管国民党军队也采取了信号保密的反侦察措施，但红军仍能在短期内将其新密码破译。这有密码技术本身规律的原因：一是新的变化不能摆脱已有的基础，只要掌握了原有的编制规律就容易进一步摸到新的规律；二是通过已有的破译，熟悉掌握了对方的报文、习惯，这些东西很难消除，对破译新密极为有利；三是译电员的惰性、错误，已有的编密思想、加密程序等，在新旧交接中，常常被再次利用。加上这种变化是局部的和逐步的，而不是根本性质的，就更容易被破译了。事实上，即使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得到美军的帮助，无线电侦察和反侦察的水平有了较大提高，曾成功破译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密电，但在解放战争中无线电斗争仍然处于下风
据沈醉回忆，抗战发生后，军统的电讯处在研译日本空军的密码通讯方面，掌握了一些规律，对于当时日本空军每次空袭重庆之前，侦察机发回日空军基地的电报和轰炸目标的指示积累了许多经验，由于空军在飞行时所使用的密电码较为简单，容易研译出来。每遇空袭，军统便把日机出动情况和可能轰炸的目标，预先通知重庆防空司令部，都有相当准确性（参见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群众出版社1979年版，第60页）。。
三、长征路上红四方面军的无线电工作
（一）建制调整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后进入松潘、理化、茂州地区，蔡威带一个电台跟随总指挥部，宋侃夫带一个电台到黑水、芦花。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两军混编，红四方面军电务处变成红军总司令部的三局，宋侃夫任局长，伍云甫任副局长兼政委，王子纲担任一科科长。伍云甫在日记中记录了6月22日两军电台会师时的情况：“下午二时，开机、报员联席会，到一、二、五、六、九、十七、二十、二十二、二十三及四方面军第五电台等分队，宣布会议内容为‘庆祝、联欢、慰劳、检阅、转变、整理’，至下午五时聚餐。”[6]199从日记中的叙述看，两军电台同志会师时的气氛是热烈、和谐、团结的，毕竟他们曾在无形战线上一起并肩战斗过，相互之间已经熟悉，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凭指法、发报习惯就能判断出发报的是中央红军电台的曾三等同志。伍云甫在1935年7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去信给二十二分队汪、彭，告该台以后随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工作，并告四方面军五台新呼号波长（信由李政委带去的）。” [6]201可以看出，作为老大哥的中央红军电台在会师之初就积极协助红四方面军。同样，红四方面军也给经过长途跋涉、经历重大减员、物资极度稀缺的中央红军送来电台急需的煤油、汽油、电池、变压器、线圈等物资器材。两军会师后电台由三局统管，一下子扩大到12个台，还兼管敌台的收报业务，有几部收音机专收敌台广播。1～5台由红四方面军电台组成，6～12台由一方面军电台组成。其中，第10台（台长岳夏）专门负责收新闻、发新闻，是作为新华社对外广播的一个台。英语代号是“CSR”。有时在代号后面再加上一个阿拉伯数字“CSR4”。4代表红四方面军。新闻广播的主要内容包括：发战斗捷报、《八一宣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告等。接收的新闻包括苏联塔斯社伯力电台（呼号是RKL）、莫斯科电台（呼号是RKD）的英语新闻，日本东京电台的日语新闻，西贡电台的法语新闻，柏林电台的德语新闻。接收到的外语新闻由被张国焘关押的廖承志、罗世文、朱光三位同志负责翻译。这些新闻对于长征途中几乎完全与世隔绝的红军统帅部极具参考价值[7]。伍云甫在日记中简略记录了一份左路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师后的电台配属名单，即4K：王宏坤配属6台，王建安配属4台，陈伯钧配属（调六军）；5K：董振堂、黄超分别配属12台、9台；9K：孙玉清配属5台；30K：陈世英、李先念配属11台，黄鹄现配属13台；31K：王树声、肖克配属3台，詹才芳配属7台[6]171。 “K”是“军”、“军团”代号，4K即4军，依此类推。蔡威领导的电台扩编为二局。三局与二局联系紧密，业务上可以相互补充，及时交流。这时期，由于红军驻扎在偏僻落后的藏区，物资补给非常困难，电台电源不足，没有B电池，铅笔、纸张也很缺乏。蔡威带领同志们发挥聪明才智，自己画图、自己试验，研制成一台木制水轮机，利用流水落差当动力搞水磨发电，解决了电力问题。这段时期，朱德（红军总司令）、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都在红四方面军的司令部工作，但张国焘（红军总政委）大权独揽，直接干预电台工作。他交待宋侃夫：“今后有电报直接交给我，不送参谋长，也不要给别人。” [2]280但朱总司令很关心电台工作，经常到电台看一看、聊一聊，讲团结，讲党的民主集中制。长征中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尽管受到一些干扰，但一直顺利而忙碌地工作着。马海德医生这样描述一、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时朱德在红四方面军的司令部：“他的司令部好像蜂窝一样，通讯员和各级指挥员川流不息地你进我出，电话铃声始终不停，电报也收发不断。” [3]250事实上，自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双方的电台一直联络通畅，这为日后中央说服张国焘率军北上起到重要作用。
（二）人员培训
左路军在甘孜、炉霍一带时，其无线电骨干的培训工作有较大发展。总部成立了通信训练大队（后改为红军通信学校），共有学员300多人。校长由伍云甫兼任，协理员为李庭全。大队下辖无线电、有线电、旗语各一个队，司号兵二个连。参加教学的有宋侃夫、王子纲、蔡威、伍云甫、刘光甫、马文波、徐明德、游正刚、刘英、荆振昌、王明政、孙英武等。1936年6月，二、四方面军在甘孜绒坝岔会师，宋侃夫带领三局的同志协助二方面军整建电台，建立了新的密码本。蔡威一直在电台工作，后来担任二局局长，为红四方面军培训了大批电台工作者，为发展红军的通信、情报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1936年9月22日，在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到达甘肃岷县朱尔坪村时，蔡威因感染重伤寒去世。徐向前元帅称誉其为“无名英雄”。张国焘在回忆录中也提到蔡威的牺牲：“那次的伤寒病牺牲了我们成百战士，其中有好几个是师团长级的干部。还有一位无线电侦察专家蔡同志，他是福建籍的知识青年，聪敏而有毅力，自鄂豫皖起他就担任对敌的密电侦察工作，建树极多。他与我不仅是同事，而且是好友，他的死亡，在友情上我固然十分伤感，而且使我们军中少了一双千里眼，尤为令人痛惜。”[1]290尽管张国焘后来走上分裂党、分裂红军甚至叛党投敌的道路，但作为川陕苏区和红四方面军最高首长，他也深知无线电侦察的重要性，对蔡威的工作给出高度评价在情理之中。
（三）无线电侦听和密码破译
除川军的密码被破解外，由于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和地下情报工作，川陕甘三省军用地图和西北军用的密码底本及其他联络信号也被红军掌握，地图和信息提供者是时任西北军孙蔚如部参谋的中共地下党员武志平。这些机密要件对于红军川陕作战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长征途中破译西北军阀密电和以后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及时破译敌军密电、掌握马家军动向，也起到了很好作用。事实上，1935年秋天，红一方面军先期到达陕北后，电台位置相对固定，开始为后续北上、白天电台停机行军的二方面军、四方面军提供敌情通报，主要是西北中央军、马家军的动向。这说明，四方面军掌握的西北军用密码底本及其他联络信号和中央红军实现了共享。尽管红军中曾在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战略前进方向上有过争论，但在科学技术上是没有保留的，例如蔡威在会师后就曾将亲手修复的一台充电机送给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成立二局，蔡威担任局长，中央红军派来的罗舜初任副局长，他们工作上密切配合。这就从一方面解释了为什么红军能凭借为数不多、性能上也不算最先进的电台设备，在与国民党军的无线电交锋中获得压倒性优势的原因。昂扬的斗志、饱满的热情、忘我的工作、缜密的分析、精诚团结、相互协作，这些是红军战士独有的。无线电侦听和密码破译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技艺，涉及到语言、文字、数学、机械、电子、化学等领域，对设备和器材有依赖，但又需要想象力、技巧和经验。当无线电信号侦察和信号保密还处于手工操作的时代，一个工作或工序只需一个人就可独立完成，个人的素质和作用就显得比较突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最鼎盛时红军不过30多万人，各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封锁，人才、物资、技术极度匮乏，个人和核心骨干的作用在无线电领域显得比较突出，产生出一批传奇式的无线电英雄是自然的，中央红军中的王诤、曾希圣、刘寅，四方面军中的蔡威、宋侃夫、王子纲就是这样的传奇英雄。在那些峥嵘的岁月中，从来没有中断过的红色电波在太空中将各路红军串联在一起，红军的行动是隐秘而迅速的，红色信号从来没有被国民党军破译过；而我们的无线电侦听和密码破译却让国民党军的行动在红军面前一览无余。
四、西路军的无线电工作
1936年10月下旬，已经结束长征的红四方面军一部三十军、九军、五军共21 000人在徐向前、陈昌浩率领下奉中革军委命令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宋侃夫、王子纲率三局跟随总部机关过了黄河。由于二局未过黄河，徐向前、陈昌浩要求三局重新恢复二局的情报侦察工作，尤其是马家军的情况。于是，三局把收音机架起来，电台日夜值班，除同中央保持联系外，几乎将全部力量都投入对敌情的侦破和分析当中。当年在川陕根据地时，西北军孙蔚如部参谋武志平（中共地下党员）送给四方面军的一本密码底本对破译马家军的密码电报起了很大作用。宋侃夫他们只花了五六天时间就把马家军的密码基本破译出来了。《徐以新传》中描述：“西路军能同中央电报畅通，能破译马家军调动情况，就是凭着1933年6月徐一新（后改名徐以新）同杨虎城的代表孙蔚如谈判时武志平送给四方面军的密码底本。凭着这个密码底本，西路军掌握了蒋介石电告马家军的命令、马家军的兵力部署、行动时间、作战计划、武器装备等等。西路军的电台一直通畅。”[8]“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西路军奉命执行西进任务，与有优势骑兵的马家军展开了一场场恶战，在给敌人重大杀伤的同时，部队损失很大又得不到及时补充。电台在突围时被打散，电台的总工程师及其他几位同志被俘。红军破译的马家军电报中指名要活捉宋侃夫。为缩小目标，减轻负担，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除留下一部电台和中央保持联系外，其余全部销毁。进入祁连山后，西路军电台给中央发过两份电报：一份是要打安西，在祁连山没有粮食吃；一份是敌情有变化，安西打不下来，准备突围后往西走。这两个电报发出后，中央都没有回电。《李先念文选》中收录了1937年4月16日他们给中央的电报：“（一）我们今十六日到石包城，距安西两站半路，距敦煌四站。（二）为争取先机，我们遂改向安西前进。到安西后稍作休整，即向星星峡进。请设法与新疆交涉并电请远方派人到星星峡接我们，最好由汽车带粮到该地。（三）我们全部只八百五十人，困疲至极，急需待机休整。（四）特急！请即复昨日电。你们是否收到我们万万火急报？”[9]中央给西路军的最后一份电报，是在出祁连山之前。电报大意：可以走星星峡西进，共产国际已派人通过新疆关系接应你们。来往电报数量不多，但份份都生死攸关。如果没有畅通的无线电联络，西路军这余下的数百人将很难脱离困境。从红柳园子突围后，总部命令宋侃夫砸掉最后一部电台。在戈壁滩上，宋侃夫烧掉最后保存的一个密码本和几份电报底稿。至此，西路军电台结束了自己的使命。
五、结语
红四方面军的电讯工作始于鄂豫皖时期，基本的人员和装备都是那时建立的。在建立川陕苏区的过程中，由于总指挥部的重视、工作人员的努力、战争中的缴获有了新的发展，尤其在无线电侦听和密码破译技术上有了较大提高，在粉碎川军“三路围攻”、“六路围攻”，以及仪南战役、营渠战役、宣达战役、广昭战役、强渡嘉陵江战役等大战役中发挥了“千里眼”、“顺风耳”的作用。红四方面军电台一直和党中央保持着较为通畅的联系，在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红四方面军为中央红军提供了无线电情报支持。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双方电台混编，实现了技术、设备、情报侦察、密码资源的共享，为长征的胜利结束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在随后艰苦卓绝的西路军作战历程中，电台的同志们在情报侦察和保证内外联系畅通方面都付出了最大努力，尽管在战争中电台遭到重大损失，但仍为西路军余部摆脱困境立下大功。
总体看，无线电工作的重要性、敏感性、技术性、科学性、隐蔽性、秘密性在军队参谋部的工作中比较突出，属于高技术工种，对于人才、设备、制度有着特殊的要求和依赖。无线电斗争是以技术为手段的。无论是信号的侦收、分析和破译或是信号的传输、密码的保密，都依靠有关的技术。侦察技术高于敌方的保密技术，就能获取情报；保密技术高于敌方的侦察技术，就能保住自己的秘密。红四方面军的无线电技术在侦察和保密两方面都超过敌人，让敌人的活动在红军面前几乎无秘密可言，而自己在实物保密（防止密件及设备被窃、人员被俘）、密码保密（红军使用的编码方式与苏联红军使用的极为相似，密码等级很高，经过加密极难破译）、传输保密等方面做得很好，国民党方面从来没有真正破译过红军的电文。红四方面军在艰难困苦中建立了一支技术过硬、作风优良、能打胜仗的无线电队伍，一束束红色电波在大别山、祁连山脉上空穿越，在巴山蜀水、雪山草原、戈壁沙漠上空穿越，缔造了不朽的无线电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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