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邓小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外交思想简要分析，试图得出一些有别于传统“官学”观点的对那个时代中国外交的认识。
关键词：韬光养晦 有所作为 现实主义 自由制度主义 建构主义
一、“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外交思想的提出背景过程及重要性
一般认为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外交思想提出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格局迅速转换时期。
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外交压力，西方国家展开了对中国的全面外交封锁。其后89年下半年开始，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两极的格局分化，整个世界格局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大分化，大改组”。邓小平在这时依然保留着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1989年11月前），依然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权威和最高战略、政策制定者。 中国这时候的经济发展虽然已经有一些起色，但是在与世界经济体系联系的紧密程度上，还是在经济发展的规模与质量上，还称不上是对世界经济有影响力的经济体。中国内部的农民问题、教育问题、社保问题、经济结构问题、腐败问题也已显露。而中国军队的军事装备水平依然离一个军事大国所应有的水平相距甚远。
面对如此复杂的国内外局势，邓小平同志通过多次与中央领导的谈话，提出了一系列的指导性意见。1989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与中央领导谈话时指出，中国应该“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以后又提出“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抓住时机、有所作为”。而邓小平同志认为“韬光养晦是关键问题”。1990年12月，邓小平同志又在一次重要的谈话中强调：“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以后又提出过“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邓小平同志提出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外交思想具有十分重要意义。首先，这个思想的影响时间非常之长。整个90年代，这个外交思想基本上得到了贯彻。以90年代末期的科索沃战争为标志，中国才开始引入过去不在中国传统国家利益范围之内的外国事务。“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新兴崛起大国”在进入21世纪后，才逐渐成为我们新的外交目标（反证是在90年代后期的“韬光养晦”在官方媒体的出现频率陡然下降，这样一个状况）。其次，受这个政策影响的中国人非常之多，突出表现为90年代中国多次掀起“民族主义”高潮，但这些显得非常激进的政治活动与政治主张始终受到相当规模的“韬光养晦”的支持者的反制。第三，这个思想的指导力非常明显，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始终强调党的核心作用，强调权力集中，无论是毛泽东（1971年的与美国秘密接触的决定），还是邓小平（在香港、澳门、台湾以及中美问题），都对外交决策权享有最高的权威。另一方面是由于这种决策机制控制下的外交政策执行通道对上级的绝对服从。中国的国内政治结构使得领导人的外交思想更容易得到继承坚持。
对于我们所面对的现实问题-中国崛起问题，邓小平外交思想依然有很好的借鉴意义。一方面，90年代的世界格局与国内情况与今天相比，还没有根本上的变化。西强我弱的力量对比态势没有改变，中美关系中尽管出现了很多新情况，但中国并没有面临外敌入侵的危险境地。另一方面，这种外交思想的提出者，与今天的外交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存在着观念继承。因此，性质类似的行为体，借鉴面对类似问题、类似环境的政策，是非常合理的。此外，邓小平外交思想本身及其指导的行为，是今天的中国及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一个历史来源。因此，对中国外交现状的研究也离不开对邓小平外交思想的研究。
二、现实主义的分析
现实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长盛不衰，直至今日依然有很强的影响力。从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到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再到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现实主义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自身也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所造就的国家间关注相对收益的“安全困境”是不可避免的。实力就是威胁。另一方面，它又强调物质性力量通过形成一种强制性的稳定力量分配，形成均势从而遏制战争的发生。均势策略成为大国维护和平的主要手段。旧有均势如果被打破，所有的旧体系中的国家行为体就需要创造一个新均势，但这一塑造过程或者说国际体系转化过程由于缺乏力量制衡，从而成为一种“大国利益的斗兽场”。各国陷入一种难以避免的争霸博弈中，直至通过大规模的军事对抗手段，形成相互对抗、恐怖和平的两极均势，或者是一种互相牵制，互相利用的多级均势，或者是一种绝对霸权的单极体系。
对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国，虽然冷战的结束，使中国在一定时间内消除了来自北方的军事威胁。但苏联的消失，也使中国、美国、日本在东亚的针对苏联的共有安全利益荡然无存。美日军事同盟也开始逐渐调整其功能，从抵抗苏联侵略到维护美日在东亚的绝对安全及绝对优势。由于国家对安全利益的追求，会一定程度上排斥其他可能不利于安全的其他国家目标的实现。因此虽然与中国发展更加友好紧密的关系，也是美日的愿望，但安全困境的逻辑使得它们在东亚地区的新军事目标变成了中国。中国由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和自身具有一定的实力，不可避免的难以在后冷战时代成为美国的安全伙伴。在大的全球层面上，美国所构筑的单极安全体系也迫使其他国家陷入，在有可能被美国孤立乃至视为敌人还是采取搭便车政策，加入美国构建的安全体系并服从其领导的选择之中。中国也只是由于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和中国的国家特性而成为了这些国家中的一个特例。
另一个方面，中国与美国巨大的实力差距，使得中国很难实现一种完全自助的自我安全。80年代后，随着中国外交经验的增加，外交服务于内政，服务于国内的经济建设。外交要以国家利益为标准，这些外交活动的基本准则已经被中国领导人所承认与接受。中国的外交经验总结与外交队伍建设也取得了一些可喜的进展。这就使得中国外交政策不可能把中国导向，不顾改革开放的经济建设大局，而去建设与美国主导的安全体系有高竞争性的另一个体系的选择。中国需要承认现实，承认在后冷战时代，与美国谋求一种新的力量均势，就是在成为美国敌人。我们既没有与美国对抗的足够实力，也没有与美国对抗的足够动机。中国需要奉行一种不完全的“搭便车”或者说是“逃避责任”策略，要在美国的安全体系中扮演一个特殊的角色，即“非敌非友”。
为了减少与美国发生对抗的可能性，中国需要大幅度的收缩自己的利益范围，减少自己陷入一种在自己的安全利益和与美国的稳定关系中被迫做出选择的两难局面的可能性。但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也迫使中国这样的大国，需要尽可能的自助，即中国需要一支有限的战略威慑武装力量，足以使任何入侵国家付出惨重代价。但中国当时还不具有支撑这样一支武装力量所需要的发达的国民经济水平，科技水平。而中国对于美国主导的安全体系的扩张又不可能完全信赖。另一方面，中国还没有面对大规模外敌入侵局面的可能性。因此中国可以优先发展经济，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的解决内政问题。
所以，如果从现实主义出发，简单的分析中国在冷战刚刚结束时的外交战略。中国所采取的实际上是一种基于安全自助基础的战略紧缩的安全战略，尽可能的避免与美国的冲突。这种外交政策的目的依然是保证国内经济发展有一个好的环境，与80年代的外交政策有一种逻辑上的继承性，同样也具有内向性。
三、建构主义的分析
中国与美国在90年代的时候，还没有形成一种“安全共同体”的文化。这一方面是由于冷战中，中、美、苏之间的利益三角关系，使得中国与美国、日本之间的安全合作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既互相利用又互相竞争，而利用大于竞争的关系。这样的国家间安全关系，更倾向于洛克提出的无政府社会下的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安全文化。另一方面，中国始终要面对一种“中央大国”的历史思维惯性，无论是在民间，还是在高层决策者中，对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国际作用的认识都没有符合中国现实情况--中国是二流国家而且很长时间都不会改变这个地位。还有一方面，就是中国建国后陷入多场局部战争，遭到多次核讹诈，进行过多次大的全民战备，可以说中国从来没有远离过战争。战争所具有的对抗、绝不让步的思维习惯，通过国民教育中对战争中的勇敢精神、牺牲精神的崇拜心理塑造，进一步得到强化。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在90年代初，中国国内缺乏建构一种安全合作中的“康德文化”的基础，旧有的冷战思维的观念作用过强，使得对抗逻辑更容易支配中国的政策制定者。
基于安全共同体文化的不被接受，中国在定义自己的身份上，更容易将自己定义为与美国的在东亚的“安全竞争者”。这种身份的建构导致中国对自己的利益建构，尤其是在安全利益、国际声望方面将有可能与美国产生很多不必要的矛盾与冲突。
还有一个因素，对中国自己身份与利益的建构影响很大，就是89年“六四”风波后的国际社会的外交封锁，中美之间的高层对话完全暂停，人权因素一度取代台湾问题成为中美问题的关键问题。中国面对外交封锁，一方面，利用多种渠道（国家组织、民间交流）尝试与西方社会进行交流，另一方面，针对西方阵营内部不同的国家，展开有针对性的外交努力，从而最终使情况好转。 整个与外交封锁相关的互动进程，也是中国与其他国家相互间建构利益与身份的过程。这个进程是一个具有高度对抗性的互动模式，进程的参与者都尽最大努力实现单方面的利益最大化，并最终达成一个对每一个参与者而言相对获益最大的交易。因此，这种互动模式建构出的文化将会是一种以各方利益的妥协为基础的安全文化，而不是以合作、信任为基础的安全共同体文化。
总之，由于89年六四风波后外交封锁，尤其是冷战以来的对外思维，中国难以建构起一种对外部世界的信任，缺乏在安全领域与其他国际行为体的合作精神。可以说，中国主观上（有一定的“故意”性）拒绝“安全共同体”文化，拒绝国际协调机制成为中国考虑问题的因素。而与之内涵相反的霍布斯式的“丛林”安全文化则对中国的外交思维影响巨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功利主义倾向和新中国长时期的对抗性较强的外交也参与建构了中国在冷战后的对外战略。从建构主义的视角看，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思想是中国传统外交思维的一个自然延伸-一致力于在“霍布斯式的无政府社会”中，明确自己的外交利益的内向性并以“独立自主”，漠视相互安全利益的情况下实现其利益。
四、自由制度主义的分析
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流，虽然自“对外开放”方针提出后，有了很大的进步与发展。中国对外部世界的经济依赖程度已经比较高了，一方面中国的外贸依存度由1979年的9.9%上升到了1992年的38.1%，但另一方面中国领导人对与外界经济交流的作用并没有比“重商主义”高多少，积累资金、引进国内所缺少的技术产品（包括流水生产线），而不是参与在全球范围的生产、分配、消费再分配，成为中国外贸的主要目的。另一方面，中国领导人强调立足于内需，使得外贸成为国内经济活动的附属品，也使得中国没有很好的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因此，中国经济与外界的“脆弱性相关”还是“敏感性相关”，在中国领导人心目中都非常低。
在一些国际问题上，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国际犯罪问题、环境问题、非法移民问题等，中国对这些问题关心程度不够，这与中国的发展阶段有直接关系，也与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程度有关（尤其是中国对非政府组织作用的漠视），中国在低级政治领域的国际合作程度非常之低。即使是中国参与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中国在安理会中作表决时，也多次以“不参与表决”或者“投弃权票”的方式，作为一个不情愿的参与者参与国际组织运作。总之，中国在国际组织参与上，数量少，合作程度差，合作范围小。由于中国对作为国际机制最重要的有形组成部分-国际组织，态度冷漠，参与也不积极，使得中国与外部世界由于缺乏国际组织通道而相互依赖程度低。
中国与国际组织交往的历史经历，也使得中国对国际组织的作用存在着误解。从国联对日本侵略东北的反映，到联合国宣布朝鲜战争中的中国为“侵略国家”，再到联合国本身在冷战时期沦为苏美的“投票机器”，中国对国际组织的印象比较差，缺乏对国际组织重要性的认同。中国由于其特殊的历史经历，形成了对国际组织的片面认知，并导致中国对国际组织的冷淡，从而使中国参与国际机制的学习环节缺失，中国在90年代初还没有学会在国际组织开展有效的多边外交。
由于中国长期独立于国际机制之外，机制所起到的促成合作的作用对中国毫无影响，这一方面也使中国强化了现实主义的对抗思维，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外交提供了一片新的多边外交领域，使中国可以参与已经稳定有效的机制（而不必经历机制从无到有，从无效到有效的成本高昂的发展过程），使中国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学习国际机制的对象，使中国可以在国际机制-多边外交方面，没有劣迹，没有宿敌的活动。中国的参与国际机制的历史与将来参与的好处使邓小平“抓住时机，有所作为”有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善于守拙，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有了历史的合法性。
总之，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思想，一方面，已有的逻辑、观念与中国参与国际机制的情况对思想的形成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国际无政府状态与国家间实力分配仍然是该思想的形成基础。如果要做出一个评判，这种外交思想虽然有很多的不足之处，依然没有超越中国的传统外交逻辑，但放映了国际社会很重要的一些现实，从而有效的指导了中国90年代的外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