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着重分析了周恩来外交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并将其归纳为三个方面：中国人民百年斗争的成果和要求，二战后的国际形势，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要求。
［关键词］周恩来外交思想历史条件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迈入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新的历史征程。同时，我国外交开始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周恩来是社会主义中国外交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是一位举世公认的杰出的外交家。他是新中国的开国总理，也是第一任外交部长，主持我国外交工作长达２６年之久。他和毛泽东一起，运筹帷幄，破旧立新，从根本上结束了百年来旧中国屈辱外交的历史，创建了新中国的新型外交。周恩来一贯把独立自主作为中国外交的基本立场，把维护和平作为中国外交的首要目标，把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作为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新型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准则，主张平等互利、互通有无，谋求共同发展。他以决策人、指挥者、实践家三位一体的身份，以异乎寻常的精力、才能和智慧，为发展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为反抗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历史性的巨大贡献，在中国和世界的外交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扬。
周恩来的外交思想是关于新中国外交工作的理论和实践的体系，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成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集体对新中国外交工作奠基作用密不可分，是新中国外交路线的体现。其形成的主要历史条件是：
一、中国人民百年斗争的成果和要求
众所周知，旧中国是一个被压迫、受欺侮的国家。在新中国诞生之前的一百多年里，中国人民饱尝了落后挨打的屈辱。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蜂拥而至，用军舰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屡战屡败，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条约。据专家统计，不平等条约达数百个之多。经由一系列败仗和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昔日的中华大国，沦为灾难深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弱国无外交，当时的中国根本无外交可言，被污称为“东亚病夫”。
百年离乱，百年屈辱，百年抗争。为了拯救民族危亡，我们的先人志士赴汤蹈火，前仆后继。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运动，从戊戍变法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共产党成立，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最后终于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在建设国家的历程上迈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它穿越了几千年漫长的封建社会，把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近代文化精华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个空前的伟大创举。中国人民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发奋图强，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追赶上西方用几百年所达到的社会建设成果，以期使我国的综合国力，能与西方并驾齐驱，不再受到外强侵略欺凌；进而立于强国之林，以有力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做出新的贡献。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和向国外的延伸，是国家之间处理相关事务的手段，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内政，就有什么样的外交。新中国这一内政的本质和基础，决定了我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外交准则和原则。这些准则与原则当然既不同于旧中国，也不同于西方列强。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曾经用一句很通俗的话来说明我们的外交性质和气象，这就是“另起炉灶”。这一“另起炉灶”的方针，使我国改变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
二、二战后的国际形势
由于资本主义列强政治经济势力发展的不平衡，本纪世上半叶不到２０年的时间里，就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当代的国际社会就是在二战后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二战前，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及其集团和它们所控制的国际组织，主宰着整个世界，统治着这个地球。它们不仅拥有较强大的经济军事力量，而且还控制着有６３个主权国家参加的“国际联盟”。在广阔的亚非拉地区，拥有大片的殖民地，并形成了一个附属于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体系。与此同时，它们还有用条约的形式联结起来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不难看出，战前的国际社会是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统治的社会体系。然而，这种世界体系矛盾重重，从而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以德国、意大利、日本为轴心的法西斯侵略集团和苏、美等反法西斯同盟国及反法西斯力量之间进行的全球规模的战争。战争从１９３９年９月１日德国侵略波兰开始，到１９４５年９月２日日本签署投降书为止，前后经历６年，战火燃遍欧洲、北非及东亚大陆６０多个国家和地区，仅死亡人数即达５０００万之众。６年的战争，世界各国都经受了这场灾难性的战争冲击，与此同时，也打破了战前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主宰世界的旧的国际社会结构。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并在这新的历史条件形成了一个新的国际社会体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是：１、老殖民主义被赶出历史舞台；２、亚非拉广大地区和国家相继解放和独立，走上国际舞台，并强烈要求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以新的原则来处理国际事务；３、“二战”期间及战后，战胜国签订了诸多规约，如《开罗宣言》、《雅尔塔协定》、《波茨坦协定》和《波茨坦宣言》等等，强国之间，取得了暂时的势力均衡，使世界形势相对平稳；４、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极之间产生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进行冷战对峙；５、在两个超级大国之外，一些国家和某些区域势力集团，在政治经济上得到相应发展，逐渐形成多极的世界形势。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二战”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以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政治姿态，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同登上国际外交舞台。由于新中国同广大亚非拉国家在历史上有过遭受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压迫的共同命运，同时又有建设国家和维护主权及领土尊严的共同要求，都希求有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共同的利害关系把他们神圣地团结在一起，自然就在国际外交事务中形成了共同的要求、共同的阵线，使世界外交史掀开了新的篇章。他们反对大国压迫小国，反对富国剥削穷国，反对强国干涉他国内政，反对以武力相威胁，反对新“炮舰政策”，反对战争侵略，反对超级大国统治，而倡导和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应建立互通有无、平等互利的经贸关系；国家之间任何问题都应通过和平谈判进行解决；国际事务应该民主化，不能由超级大国专擅独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成为国际外交的普遍原则；应该建立和平发展的新型国际秩序，以取代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时代形成的国际秩序。这是２０世纪的后５０年间，中国和新兴亚非拉国家登上世界政治舞台后，所奉行的新型外交的主要原则。这种新型外交原则的出现，使世界外交史焕然一新，增添了新的生机，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新的希望。这种新型外交，顺应了二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成为改变世界旧秩序的有力武器，也是超级大国妄图称霸世界不可逾越的障碍。
三、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要求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人民庄严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是继十月革命之后，社会主义运动的又一次伟大胜利。然而，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却面临着极为艰难的生存环境。从国内看，建国初期新中国面临着严重困难。本来就十分落后的经济，在遭受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掠夺和长期的战争破坏后，整个经济已是千疮百孔，处于全面崩溃的境地。１９４９年，工业总产值为１４０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３０％，而现代工业产值仅占１７％。就是这些可怜的工业又大多集中在东部沿海的一些大中城市里。就行业而言，又多集中在纺织、煤炭等少数工业部门，因此，旧中国的经济结构是畸型的，经济布局极不合理，各地区发展极不平衡。１９４９年的工农业产量与历史上最高年产量相比，重工业下降７０％，轻工业下降３０％，农业总产值大约下降２５％。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人民的生活极端困苦，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解放初期，城市失业人口达４００万，有４０００万灾民等待救济。中国人民面临着发展经济，把新中国逐步建设成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的迫切任务。为了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还需要几十年的长期努力，因此“我们需要和平”、“时间越长对人民越有利”。“这就决定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一切活动只能是为和平的目的，而不能是其他的任何方针”。
从国际上看，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处于紧张的对峙之中，冷战已经开始，摆在新中国面前的无非是三种选择：一是倒向美国；二是倒向苏联；三是不介入两大阵营的对抗，保持一种超然的中立。因此，中国成为双方都努力争取的对象。早在１９４９年６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就指出，新中国将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倒向社会主义一边。毛泽东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人民民主的国家，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确地站在社会主义阵营这一边，而不能站在帝国主义的那一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不甘心自己在中国的失败，仍企图在军事上威胁中国，在政治上孤立中国，在经济上扼杀中国。面对如此严竣的国际、国内形势，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及时确立新中国外交的中心任务，即巩固得之不易的独立，为社会主义和平建设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为了完成新中国外交的中心任务，周恩来根据“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一些友好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清除了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势力。中国公开宣布站在社会主义一边，同苏联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互约》。新中国经过坚韧不拔的斗争，打破了美国从朝鲜、台湾和印度支那三个方面同时逼来的威胁，通过朝鲜停战谈判和日内瓦会议，稳定了南北边陲的局势。周恩来代表中国同印度和缅甸共同倡导举世闻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参加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亚非会议。这样，新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惊涛骇浪中站稳了脚跟。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形成。
参考文献：
［１］裴坚章．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８９．
［２］曹应旺．周恩来－中国外交第一人．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３］裴默农．周恩来外交学．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１９９７．
［４］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