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60年代末，为维护国家安全，摆脱美苏两面夹击的战略被动局面，排除极“左”思潮的干扰，中国需要重新进行对外战略的调整。毛泽东和周恩来从重建对外决策机制入手，积极抵制和批判极“左”思潮，消除外交领域的不正常状态。他们审时度势，摒弃僵化的对外战略思维，坚持不以意识形态划线，打破常规，抓住战略机遇，以缓和中美关系为突破口，最终为中国打开了通向世界舞台的大门。
[关键词]毛泽东；中美关系；对外战略；转变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于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中国对外战略由“一边倒”调整为“两面开弓”，通过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帝（美）、反修（苏）”的国际统一战线，提出推进“世界革命”。至20世纪60年代末，为摆脱美苏两面夹击的战略被动，中国对外战略面临着新的选择。
一、中国对外战略面临的挑战
（一）“两面开弓”战略及其困境
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一直视中国为最危险的敌人，对华实行孤立和遏制政策是美国历届政府的首选。中苏关系破裂后，肯尼迪政府认为，与苏联缓和关系不仅重要而且可行，而中国是“两个主要共产主义国家中最危险的一个”①。中国比苏联更“好战”，因而也更具危险性。
由于国家利益的冲突和意识形态的分歧，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中苏两国关系就开始逐渐出现摩擦。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苏联把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此时，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开始发生变化，中国逐渐开始实行新的对苏政策。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公报的形式提出“要反对帝国主义，就必须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这标志着“两面开弓”战略的形成。
从客观上讲，“两面开弓”战略是中国面对美苏两霸军事威胁而被迫采取的应对措施，它体现了中国领导人对国家安全的担忧。从主观上讲，“两面开弓”战略反映了中国国内“左”倾思想的发展，特别是中国领导人对国际战略形势的错误判断。
（二）极“左”思潮的干扰与破坏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極“左”思潮祸及外交领域，干扰和破坏中国的对外政策，对中国外交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冲击。
1、推进“世界革命”，宣传毛泽东思想，以革命代替外交
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②思想的指导下，“打倒帝国主义，打倒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推进“世界革命”，成为中国外交的最高指导原则。这样，中国开始以“世界革命中心”自诩，四面出击，多方树敌，“自己孤立自己”③，致使中国外交环境不断恶化。
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一些驻外使馆的工作人员到处散发毛泽东语录和像章，赠送“红宝书”，宣传“文化大革命”。这种强加于人的做法致使中国对外关系陷入被动，引起驻在国的不满，从而引发一系列外交纠纷。
2、干扰外事工作，制造涉外事件，破坏对外关系
首先，召回大使，进行“革命化”。1966年9月9日，毛泽东在批示中称，驻外机关要“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④按照“九九指示”的要求，从1966年9月起，中国驻外大使（除驻埃及大使黄华外）先后奉调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进行所谓的“革命化”教育，致使中国驻外使馆的正常工作陷入停顿。
其次，冲击外交部领导机构，造反夺权。1967年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造反派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全面的夺权斗争”。随后，这股夺权狂潮很快波及外交系统。8月16日，造反派冲击封闭了外交部党委，并宣布“夺取”外交部党委大权。这表明，外交大权已经“旁落”，中国外交陷入了失控状态。
最后，鼓动群众运动，“三砸一烧”。1967年1月，60多名留欧学生到列宁墓敬献花圈，其间与苏联警察发生严重冲突，酿成了“红场事件”。此后，极“左”分子煽动一些群众对印度、印度尼西亚和缅甸三国驻华使馆进行报复性袭击，砸毁了一些使馆设施。1967年8月，造反派又火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这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涉外事件，充分反映出了中国外交的混乱和反常状况。
二、纠“左”与毛泽东、周恩来外交决策机制的建立
极“左”思潮的干扰与破坏打乱了外交决策机制。对此，毛泽东深有感触地对陈毅等人说：“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⑤为扭转中国外交失控的局面，恢复外交系统的秩序，必须重建对外决策机制。
（一）批判和抵制极“左”思潮，消除外交领域的不正常状态，维护外交工作秩序
外交领域的极“左”现象和做法引起了毛泽东的特别注意，从1967年3月到1971年3月，他对外事宣传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批评，反对将中国革命经验绝对化。1968年3月，毛泽东在一个拟在援外物质上喷刷毛泽东语录的请示报告上批示：“不要那样做，做了效果不好。国家不同，做法也不能一样。”5月，他又批评了一个文件中用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这种提法，指出：“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⑥可以说，毛泽东的这些对外宣传批示，遏制了对外宣传和外交工作中的极“左”做法，“成为党对外交工作进行调整和整顿的思想先导。”⑦
（二）制止极“左”分子插手外事，维护中央外交大权，建立毛泽东、周恩来外交决策机制
1967年8月25日，周恩来委托杨成武将王力的讲话向毛泽东进行了汇报。次日，毛泽东指示杨成武：“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同时，毛泽东还对王力的讲话进行了批示，将其认定为是“大、大、大毒草”⑧。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三人相继被隔离审查。随后，在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干预下，中国外交的失控和混乱局面基本上得到了控制，这标志着毛泽东、周恩来外交决策机制的建立。应该说，毛泽东、周恩来外交决策机制的建立，有效地阻止了极“左”势力向外交系统的渗透，为尽快肃清极“左”思潮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奠定了基础。同时，这一决策机制的建立，也为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和中美关系的缓和提供了条件。
（三）稳定驻外使馆内部秩序，控制混乱局面，主动修复和改善对外关系
1967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二七指示”，要求驻外机构不能搞“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不搞大串联，只进行正面教育。这使极“左”错误受到制止，稳定了驻外机构内部秩序。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从1969年6月开始，中国决定重新派出驻外使节，恢复同一些国家之间的正常外交关系，主动改善和修复对外关系，承担责任。1969年5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主动会见了一些国家的驻华使节，并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此举向外界传达了中国愿意与世界各国改善关系的信息，为中国外交新局面的开创做了铺垫。
三、中国对美战略的选择与定位
（一）毛泽东对美战略的考虑
“对苏联军事力量增长的担心是改变中国对世界事务看法的主要因素”⑨。在毛泽东看来，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表明其已经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相比较而言，苏联对中国的直接威胁明显大于美国。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确认了美苏“妄图重新瓜分世界”的判断。毛泽东认识到，就战略态势而言，确实存在着苏联发动大规模入侵中国的可能。面对美苏战略态势的变化，他逐渐意识到苏联已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中美矛盾从主要矛盾降到次要矛盾；而苏联的扩张和武装挑衅，则使它与中国的矛盾激化，由次要矛盾升为主要矛盾”⑩。对于中国所处的战略环境，他形象地将之比作“夹肉面包”⑪，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所承受的战略压力可想而知，而这不能不引起他的忧虑和严重关切。
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在关注着美国的战略动向。在他看来，中美两国关系总会缓和起来的，只是时机尚不成熟。早在1965年1月，在同斯诺进行谈话时，他就表明了这一观点，“由于历史的原因，两国是会接近起来的。要等候，总会有这么一天。”⑫随后，在坚持反对美帝国主义，与美国针锋相对的同时，他继续关注着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在对美国的全球战略进行分析后，毛泽东认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有致命的弱点，“它要顾及三个地区的问题，一个是美洲——美国，一个是欧洲，一个是亚洲。”⑬同时，它深陷越战的泥潭，使其长期以来坚持的以欧洲为战略重心的局面被打破，在对苏战略上，处于被动的境地。在毛泽东看来，美国发动对华战争的危险性不大，美国已经构不成对华主要威胁。美国担心腹背受敌，必“拉中国整苏联”⑭，而中国可以利用美苏之间的矛盾，联美抗苏，“两霸中争取一霸”，以避免“两面作战”⑮。所以，在遏制苏联全球扩张上，中美两国具有共同的战略利益。正如后来毛泽东所说：“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携起手来。”⑯
出于全球战略的需要，尼克松上台后，逐渐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在美苏全球争霸中的战略价值。1969年2月，尼克松在给基辛格的备忘录中称：“我认为我们应该尽力促成这样一种态度，即我国政府‘正在寻求与中国人和解的一切可能性’”⑰。此后，他积极寻求缓和同中国的关系，借重中国力量以抗衡苏联。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尼克松认识到，中苏对抗为美国改善同中国的关系提供了契机，美国可以通过利用中苏之间的矛盾，在“和苏联人进行对话时，也可能需要在中国问题上为自己找到一个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⑱，以减轻所受的战略压力，并削减两国对北越的军事援助。正如毛泽东所说：“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⑲随后，美国对华政策开始松动，迈出了缓和中美关系的步伐。
（二）中国对美战略的重新定位
“最能表现毛泽东外交大战略手笔的是中国脱离苏联影响和中美两国改善关系。”⑳这一战略旨在强调要以苏联为中国主要战略防御力量，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团结与合作，联合第二世界国家，争取美国，以建立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最终改善中国的周边战略安全环境，维护世界和平。这也就是被人们称之为“一条线”、“一大片”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实行的第三个对外战略。它的提出和确立，标志着中国对外战略的重新定位。
1973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基辛格时，第一次提出了“一条线”战略，他说：“我跟一个外國朋友说过，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㉑显然，毛泽东的战略主旨思想是建立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可以说，“一条线”战略，也就是“联美抗苏”战略。“联美抗苏”是“一条线”战略的实质内容和基本特征。1974年1月，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进一步提出了“一大片”战略思想，即把“一条线”周围的所有国家联合起来，以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一条线”、“一大片”战略是毛泽东依据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国际战略格局和中美苏三国关系的发展变化，适时作出的战略抉择。对此，邓小平指出：“毛主席当时提出的国际战略有当时的历史条件。……我们的判断是，苏联处于进攻态势，而且是全球性进攻，战争的危险主要来自苏联。为了避免战争，毛主席提出了建立从日本经欧洲到美国的‘一条线’战略，以对付苏联的挑战。”㉒
应该说，“一条线”、“一大片”战略思想的提出，直接改变了中国对外战略的被动局面，缓和了中美关系，并由此拉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序幕。“这一战略的最大收获是，中国对外关系在70年代获得了突破性的发展，打开了通向美国、通向世界的大门。”㉓整个70年代，中国基本上完成了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建交过程，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三次建交高潮。
[注释]
①郝雨凡.白宫决策——从杜鲁门到克林顿的对华政策内幕[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117-118.
②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N].人民日报，1966-8-14.
③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32.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128-129.
⑤王永钦.1966—1976年中美苏关系记事[J].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4）：119.
⑥马齐彬，陈文斌等.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Z].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340.
⑦张保军.1969年前后党对外交战略的重大调整[J].中共党史研究，1996（1）：62.
⑧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册）[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181，183.
⑨郝雨凡.美国对华政策内幕1949—1998[M].北京：台海出版社，1998：81.
⑩迟爱萍.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演变[J].党的文献，1994（3）：51.
⑪林志坚.新中国要事述评[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300.
⑫⑬⑭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589，557，580，592.
⑮⑯㉑裴坚章.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C].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186，174，179.
⑰陶文钊.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下）[Z].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1009.
⑱何春超.国际关系史1945—1980[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6：303.
⑲林克，徐涛，吴旭君.历史的真实[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249.
⑳叶自成.新中国外交思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6.
㉒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谱[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334.
㉓李少军.国际战略报告：理论体系、现实挑战与中国选择[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5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