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孟海，原名文若，字孟海，以字行，别号石荒、沙村、兰沙、决明等。浙江鄞县人。著名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印学家。
幼承庭训，早习篆法，毕业于浙江第四师范。后刻苦自学，并拜冯君木、陈屺怀为师。至上海又转益多师，曾得吴昌硕、赵叔孺指授。1929年任广州中山大学预科教授。1949年后任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常委。1963年任浙江美院书法篆刻专业教授。曾任浙江省博物馆名誉馆长、中国美协浙江分会副主席、浙江美术学院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书协浙江分会名誉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浙江考古学会名誉会长、西泠印社社长、浙江省政协委员。
沙孟海知识渊博，学贯古今，对书学、文字学、篆刻学、文献学、金石考古学均有高深造诣，并有多部专著。
沙孟海早年得吴昌硕指授，其书法无论篆隶楷草，代表北碑雄强一路，在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书法以行草书最佳，尤其善作擘窠大字，人以为“海内榜书，沙翁第一”。其擘窠榜书气势宏大、点画精到，富现代感，以气胜，且越大越壮观，此非胸有浩然之气不能致也，为当代书风典范。著作有《沙盂海论书丛稿》、《中国书法史图录》、《印学史》等；出版有《沙孟海书法集》等；早期论文有《近三百年的书学》、《印学概述》等。
学书六十年，东涂西抹，一无所成。很惭愧，“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实在没有什么好的经验可谈。
我自觉漫长的六十年中间，早一时期是“彷徨寻索”走了不少弯路。稍后是想“转益多师”多方面吸收些营养来丰富自己。由于功夫不到，直到老年，写不出什么名堂来。
我早年“彷徨寻索”的过程是这样的：14岁父亲去世，遗书中有一本有正书局新出版的影印本《集王书圣教序》，我最爱好，经常临写。乡先辈梅赧翁先生(调鼎)写王字最出名，书法界推为清代第一。我在宁波看到他不少的墨迹，对我学习《王圣教》，包括运笔结体各方面都有启发。只因我笔力软弱，学了五六年，一无进展，未免心灰意懒。朋友中有写《郑文公碑》、《瘗鹤铭》诸体的，笔力矫健，气象峥嵘，更感到自己相形见绌。为了藏拙起见，我便舍去真、行书，专学篆书。先父在世时，也写篆书，刻印章，我约略认识一部分篆文。家里有《会稽刻石》、《峄山刻石》，书店里又看到吴大潋篆书《说文部首》、《孝经》、《论语》，喜极，天天临习，加上老一辈的称赞，劲头更足。由于篆书写的人少，一下子出了小名声。在中学求学时，星期天常为人写屏、写对。但上下款照例应写真、行书，还是见不得人，经常抱憾。后来见到商务印书馆影印梁启超临《王圣教》、《枯树赋》，结体逼似原帖。但使用方笔，锋棱崭然，大为惊奇。从此参用其法写王字，面目为之一变。再后几年，看到神州国光社等处影印的黄道周各体书，也多用方笔，结字尤新奇，更合我胃口。我就放弃王右军旧体，去学黄道周。与此同时，我结识钱太希先生(罕)，他对北碑功夫很深，看他振笔挥洒，精神贯注，特别是他结合《张猛龙》与黄庭坚的体势来写大字，这一境界我最喜爱，为人题榜，常参用其法。我也曾按照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学叙篇》所启示的程序临写北碑，终因胆量欠大，造诣浅显，比不上别人。但这一过程也有好处，此后写大字，参用魏碑体势，便觉得展得开，站得住。
23岁，初冬到上海，沈子培先生(曾植)刚去世。我一向喜爱他的书迹，其多用方笔翻转，诡变多姿。看到他《题黄道周书牍诗》：“笔精政尔参钟索，虞柳拟焉将不伦”(宋荦旧跋说黄字似虞世南、柳公权)，给我极大启发，由此体会到沈老作字是参用黄道周笔意上溯魏、晋的。我就进一步去追黄道周的根，直接临习钟繇、索靖诸帖，并且访求前代学习钟、索书体有成就的各家字迹作为借鉴，如唐代宋儋、宋代的李公麟、元末的宋克等人作品都曾临习取法。交游中任堇叔先生(堇)写钟字写得极好，我也时常请教他。这便是我“转益多师”的开始。上海是书法家荟萃的地方，沈老虽过世，吴昌硕(俊卿)、康更生(有为)两先生还健在，我经人介绍分头访谒请教。康老住愚园路，我只去过一趟，进门便见“游存庐”三个大字的匾额。白板墨书，不加髹漆，笔力峻拔开张，叹为平生稀见。吴老住山西北路，我住海宁路，距离极近，我经常随况蕙风(周颐)、冯君木(秆)诸先生到吴家去。我在25岁至28岁四年中间，得到吴先生指教较多。听他议论，看他挥毫，使我胸襟更开豁，眼界更扩大。我从此特别注意气魄，注意骨法用笔，注意章法变化，自觉进步不少。30岁左右，我喜爱颜真卿《蔡明远》、《刘太冲》两帖，时时临习。颜又有《裴将军诗》，或说非颜笔，但我爱其神龙变化，认为气息从《曹植庙碑》出来，大胆学习，也曾偶然参用其法。我对历代书家也不是一味厚古薄今的。我认为临摹碑帖贵在似，尤其贵在不似。宋、元以来诸名家作品，尽有超越前人之处，我都引为师友，多所借鉴。篆书，大家学邓石如，我也同时取法王澍、钱坫。隶书，明以前人不足学，我最爱伊秉绶，也常用昌硕先生的隶法写《大三公山》、《郙阁》、《衡方》。行草，我对苏轼、黄庭坚、米芾、祝允明、王宠、黄道周、傅山、王铎都爱好，认为他们学古人各有专胜，各有发展。抗日战争期间，避地到重庆，手头无碑帖，只借到肃府本《淳化阁帖》一部，择要临习。我对第十卷王献之书下功夫较多，尽管有伪帖。我爱其展肆，多看多临，有时会有新的境界出来。因想到传世王铎墨迹多是临写古帖，取与石本对照，并不全似，甚至纯属自运，不守原帖规范，这便是此老成功的所在。昌硕先生临《石鼓文》自跋说：“余学篆好临《石鼓》，数十载从事于此，一日有一日之境界，”也是这个道理。世人或讥评吴昌硕写《石鼓》不像《石鼓》，那便是门外之谈。
我的“转益多师”，还自己定出一个办法，即学习某一种碑帖，还同时“穷源竞流”，兼学有关的碑帖与墨迹。什么叫穷源?要看出这一碑帖体势从哪里出来，作者用怎样的方法学习古人，吸取精华?什么叫竞流?要找寻这一碑帖给予后来的影响如何?哪一家继承得最好?举例来说：钟繇书法，嫡传是王羲之，后来王体风行，人们看不到钟的真帖，一般只把传世钟帖行笔结字与王羲之不同之处算作钟字特点。我上面说到宋儋、宋克等人善学钟繇，曾作借鉴，便是“竟流”的例子。“穷源”的例子：郑杓《书法流传之图》把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诸家统统系属于王羲之、王献之下面，一脉相传，这是不妥当的。欧阳询书体，远绍北魏，近接隋代《苏孝慈》、《董美人》方笔紧结一派。宋元人不重视南北朝隋代碑版，或者未见前代碑版，就妄指欧阳询真、行各体全出二王，太不切合实际。又如：苏轼曾称赞颜真卿书法“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宋人看到前代碑版不多，只见其雄浑刚健，大气磅礴。非初唐诸家所有，所以这样说。事实上各种文艺风格的形成，各有所因。唐人讲究“字样学”。颜氏是齐鲁旧族，接连几代专研古文字学与书法，看颜真卿晚年书势，很明显出自汉隶，在北齐碑、隋碑中间一直有这一体系。如《泰山金刚经》、《文殊般若碑》、《曹植庙碑》，皆与颜字有密切关系。颜真卿书法是综合五百年来雄浑刚健一派之大成，所以独步一时，决不是空中掉下来的。我用上述方法来对待历代书法，学习历代书法，是否合理，不敢自信。
古人说，“业精于勤”，我对书法平日懒于临习，一曝十寒，实践不够，所以成就不多。昌硕先生诗：“谓我何求颡有眦，八十翁犹求不已。”我写这篇文章，切盼书法界同仁论定是非，匡我不逮，给我南针。